凡是与洪君彦老师有过交往的人，都会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做学生时，他对美国经济评论有着权威的话语权。不仅同学们常常围着他请教，甚至对外经贸部门的领导也常常找他提供咨询意见。1980年，美国拜耳公司控告中国向美国倾销薄荷脑油，洪老师利用他掌握的关于美国的丰富知识，帮助中方打官司，几经努力，终于打赢了。消息传来，令人振奋。洪老师受到了中国对外贸易部的表扬，这更增加了他在学生中的神奇色彩。
1950年大学二年级的洪君彦先生
然而他留给学生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作为世界经济专业（后来是国际经济系）的第一任主任，他对学生比谁都熟悉，学生也喜欢同他侃大山，特别是能从他那里了解西方的经济情况。那时中国刚刚开放，洪老师从美国回来不久，又常常阅读英文报刊，大家都把他当作香饽饽，更欣赏他的洋派风格和大家风度。他的课堂总是爆满，更是欢笑不断。我们最初对美国经济和企业管理的知识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由此，“洪教头”的称呼不胫而走。
1977年我考上北大经济学系，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分配到国际经济系当助教，在洪老师手下工作。虽然我不是学世界经济专业的，洪老师没有门户之见，以对青年的一贯热情来悉心培养我。
1970年洪君彦先生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
做学生时，因为我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劳务价值论》的文章，在老师中也引起争议，批评声不绝于耳（包括孙冶方先生的点名批评），有些老师甚至认为我的观点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我在一些人的眼中是属于比较另类的学生。但北大和洪老师以宽容大度的态度接纳我。洪老师鼓励我探索新领域，提出新观点。
刚留校时，中国投资银行也成立不久，负责发放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外汇贷款。世界银行要求中国投资银行按照他们的一套方法评估贷款项目，并且要到著名大学邀请顾问对贷款项目作出评审意见。洪老师以其知名度被选为中国投资银行的高级顾问，他提出要带两个助手，于是我有幸成为了顾问组成员。其实那时我们并不懂投资项目的评估理论和方法，但凭着一股热情和才气，积极自学加请教专家，很快了解其原理和方法。于是，我和洪老师就堂而皇之地跟着中国投资银行的专家到企业作调研，对银行写出的评估报告进行审查，并写出给世界银行的报告。由此，我在洪老师的带领下进入了金融实务领域，也一鼓作气在北大开设了一门经济实务课程——“利用外资项目评估”。这个课在上世纪80年代颇受欢迎，我也开始了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到金融理论与实务研究的转变。这个转变导致了我边干边学的风格，确立了我的专业方向。追根溯源，这是与洪老师提供的机遇和指导分不开的，是北大老师们培养的结果。洪老师还指点我开始从事系里的行政工作，让我担任了第一届系主任助理，之后又提名我担任系副主任，这在当时是颇具胆识的举动。可以说，洪老师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
青年师生只要谈起洪老师，无不感慨洪老师对青年的热心培养。在当时教师人手紧张，工作任务重的情形下，洪老师力排众议，把许多青年教师都推荐到国外学习，如王一江、马国南、王建业、田小华、黄劲生、韩实、兆洪成、栗亚、单忠东、许国庆、赵竞等，陆续到国外学习并且学有所成，从“土包子”变成了“洋包子”。说起这些，洪门弟子无不感激洪老师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的大力举荐。大家都知道：洪老师最高兴的事儿，莫过于看到学生们的成长和进步；洪老师最津津乐道的也是学生们的成绩和高就；洪老师最喜欢把看的是与学生们一起拍的照片；洪老师最看重的是出席师生们的聚会。他确确实实到把学生们看作是自己的孩子了！
像我的许多“第一次”，都留下了洪老师的痕迹：第一次穿西服打领带，是洪老师教的；第一次吃西餐动刀叉，是他指导的；第一次会见外国学者说英文，是他助阵的；第一次写外文信，是他修改的；第一次到企业当顾问，是给他当助手；第一次出差考查实践，是他带领的；第一次出外讲课，是他打头阵并坐阵指挥的；第一次被提拔，乃至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洪老师亲自介绍的……他既像父亲般大大咧咧、永远乐呵呵，不厌其烦地指导学生的启蒙者；又像母亲般细心照顾、常常念叨的长者，这就是洪老师！
中年的洪老师总是精力充沛的样子。我时常去他家谈工作，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说话，甚至从五楼跑下给来客开楼门。有一次他搬家，我们几个年轻人居然没有一个会蹬三轮车的，还得他亲自蹬，我们只能不好意思地打下手。也有一次他家换灯泡，还没有等到我们年轻人找到支撑物，他已身手敏捷地爬上柜面装上了。一看就是吃尽苦头、干过累活的人——这就是堂堂的北大教授！
然而，洪老师终于累倒了。看着他瘸着脚，一步一拐地去办理提前退休的手续，我心如刀割。谁不想多干些时间！眼看着好日子就要到来，却只能感叹青春已逝，这多么令人痛苦！我最了解洪老师对北大既爱又痛的复杂心情，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度过了甜酸苦辣的一生！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香港工作，洪老师从美国到香港，开始住在我的宿舍，我们经常彻夜长谈。看到洪老师在香港没有收入，我多少利用了一些职权，安排洪老师在我所在的机构当顾问，这样我们又有机会经常接触。
1984-1986年洪君彦在中国投资银行任高级顾问。左一为洪君彦，右一为助手何小锋，中为投行经理
对洪老师在香港与陈老师的黄昏恋，我是支持者之一。陈贤英老师也是洪老师的校友，是一位端庄、正直又善良的知识女性和热心大姐。上世纪80年代我在香港工作时就认识了她。她在过去各种政治运动中也吃尽了苦头，以一个名校研究生的学历，被下放到西北的青海去教书。经过蹉跎岁月的磨难，她不得不离开难忘的故土，迁徙到香港发展。待我们到香港工作时，她经常问寒问暖，热情指导青年人在生疏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还积极参与组建了北大香港校友会，以首届校友会秘书长的身份，组织在港北大校友开展各种活动，热情接待北大来港访问的领导和老师。
这么一对历经磨难的老人喜结连理，当然是我们高兴的事情。那时，我在香港租有一套房，干脆让洪老师与我住在一起。两个男子汉每天晚上一起讨论洪老师的爱情进程;早上一出门，我目送洪老师往东奔赴情场，洪老师目送我往西开赴职场，各有一乐。看着洪老师恢复了青春，一脸乐和笑颜，我甚至有点角色错乱，有送女出嫁的心情。我很荣幸的事是：在他们的婚礼中担任男方的证婚人，在香港中环的政府婚姻登记处的本子上签下了我的名字，为他们的结婚拍下美好的镜头。我记得1995年11月那天，香港的天气是多么晴朗，云彩是多么清丽。看着两位令人尊敬的新婚长辈是那么精神，我在心里为他们的幸福默默祈祷。我当时也是一身正装打扮，喜气十足，引得洪老师开玩笑说：“瞧你乐不可支的样子，好像新郎是你似的。”高兴之余，我一鼓作气地策划并陪同洪老师夫妇到海南岛作一周的蜜月旅行，着实当足了高级“电灯泡”。
本世纪初，当我策划、主持了一家科技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时，洪老师亲自出马担任了独立非执行董事，认真献计献策，帮助我们在香港开展生疏、困难的工作，我们又经历了一段难忘的亦师亦友的亲情。
洪老师每次到北京，我们都会见面，有时他干脆就住在我家。2006年一次到北京时，他听说我成立了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亲自跑来办公室看看。当看到我的书柜仍然是空的，他说：“我以前多次到美国，收集了很多英文专业书籍，现在都堆在北京的房子里，我也用不着了，你都拿去，算是我对你们中心的支援吧。”于是，几大箱的宝贝就被运来，摆在我的书柜里。每当看着它们，我就想起了洪老师。作为教授，自然都把书当成命根子；洪老师能把它们送给我，可见他对学生的支援达到不遗余力的境界了。
可以说，在我工作以后的每一个转折点，洪老师都以师长般的态度关怀和鼓励我，这真是我的幸运！而就我所知，不仅是我，许多学友都受到洪老师一贯的真挚关怀。例如许国庆夫妇在香港投行工作时，经常同时出差，对家里的孩子不放心，商量许久也没能找到万全之策。洪老师夫妇知道后，干脆住到了他们家里，担当了家长和保姆的角色，当然也体验了一把祖孙的其乐融融。
上面所述基本都是我在2008年为洪老师写的、并且收录在洪老师回忆录中的文章。这次同学们号召为洪老师的80大寿写点纪念文字，我又把它找出来作为引文“以示后人”。本来我在10多年前就与洪老师有一个约定：要为他写一本书，名字就叫《三代人的各三次婚姻》，正好反映了中国的百年历史，肯定很有看点。可惜我的职业习惯使我成为一个说得多、做得少的人，徒有其心而无其力，特在此招标某个有心、有力的洪门弟子把它完成。希望这本《洪老师和他的学生们》的出版，也算一个不无交代的引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