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创新的传统是由三十年代留学哈佛大学、曾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陈振汉先生所开创的。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先生在哈佛大学学习, 并于1940年2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的哈佛大学具有经济史、经济理论和统计学并重的学术倾向。陈先生在哈佛留学期间，恰逢熊彼特教授在那里执教，他的经济学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对陈先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从陈先生的著作《步履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就可以看出来。陈先生回到祖国后不久，于1946年起担任北大教授，至今已经六十六年了。在这六十多年中，陈先生传承了哈佛大学研究方法的传统，并开创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创新理论研究方面的传统。陈振汉先生《步履集》和《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中均收录了一篇关于创新理论的论文，题为《熊彼特与经济史学》。这篇论文最早载于198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思想史论文集》一书之中，是国内最早研究创新的论文之一。
陈先生如此评价创新理论在熊彼特学说中的地位：“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他在《经济发展理论》(德文第一版，1912年)，《经济周期》(1938年)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1942年英文第一版)三部著作中一贯坚持的理论，也就是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或资本主义发展和衰亡理论。”以下，本文将从不同角度简要回顾陈振汉先生研究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建树、以及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归纳与评述：
(一)企业创新理论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枢纽环节，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经济发展动力理论与创新机会消失或资本主义没落趋势的理论。
(二)熊彼特所谓经济发展，含义相当广泛，是指一个社会经济活动中一切改变或替代传统正常方式、打破原来平衡状态的内部变革。这里的经济发展概念不同于一般所谓经济增长。一个国家在原来常规情况下按照传统运行方式带来的每年一定比率的国民总产值增长，不是经济发展。这种增长只是一国经济在某些条件，例如人口或者储蓄增加后的新均衡地位所产生的适应性变动。这种变动幅度不大，是原有传统过程的重复和继续，而经济发展则是自发的和突发的变革，它不是蹈袭故常的循序渐进，而是另辟蹊径的冲击或跳跃。发展不是改良而是革命。
(三)熊彼特把推动经济变革的力量分为两类：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天时、地利、战争、国家的社会经济工商业政策是能使经济发生变化的外部力量或因素，但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内部力量或因素不外三类：社会的消费时尚和爱好、生产要素的数量或质量变化和生产方法的变革。社会的消费时尚和爱好本身对于经济变革不能有什么影响。
生产要素包括人口和储蓄。这两者在传统经济的静态均衡条件下，一般变化缓慢，平时每年比率很小的劳动力增长和储蓄的涓涓细流所引起的经济失衡，都很容易随时被原有各部门所吸收消化而使整个经济重新归于均衡。特别是储蓄，在传统经济不存在巨额企业利润的情况下，每年的消长变化更是微不足道，决无从推动经济发展。
最后是生产方法的变革。生产过程是把所用的原料和动力结合在一起的过程。生产新的产品，或者用新的方法生产旧产品，这就是改变原料和动力结合的过程。如果这种改变只是旧过程的程度不大的逐渐改进，那这种改变就不能算是新现象，也不是发展。只有新的结合过程不是陆续出现而是突然发生的时候，这才有可以叫作发展的情况。这种新的结合过程或生产方法，被熊彼特称为创新或创造性反应。
(四)什么叫做创新?熊彼特所谓生产方法或者生产要素结合过程上的变革，含义很广，诸如：(a)生产新商品，(b)应用新技术或新生产方法，(c)开辟新销路，(d)发现和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e)实行新的如百货商店、超级市场等企业组织方式和泰罗制之类的职工管理制度等等生产、销售和企业组织管理上凡是另辟蹊径、独出心裁的新生意经，无不包括在内，一律称为创新。熊彼特给创新下的通俗定义就是经济生活领域内的新事情和新做法。工商业主原来按照陈规旧例营业是对环境的适应性反应，创新则是他作出的创造性反应。根据这样一个概念，下面三点创新的特点就是不言而喻的；(a)创新与科学技术发明并无必然联系，绝不能等同起来，(b)创新不限于大企业，也不一定大规模；(c)创新可以，也往往被人仿效追逐而一时风起云涌，形成高潮；在新企业经过一个时期的经营，其中多数失败倒闭以后，又出现另一个创新高潮，由此推动整个经济的周期性波浪式发展。
(五)什么样的人来创新?社会环境对于新异事物总是抵制抗拒的。经营工商业，按照陈规旧例要比创新容易的多。创新是迈向未知领域的创造性的行动，各行各业都需要相对的不同程度的奇才异能人物才能实行。这种人所以要创新，目的不仅在于赢利，还更在于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在于征服和战斗；在于同别人较量高低，决一雌雄；在于为成功而成功。这种人就是熊彼特所谓“企业家”。推动他们创新的是所谓“企业家精神”。
(六)为什么企业家不一定是资本家呢?他们从哪里去获得创新投资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一大特色。企业家从哪里获得创新资金?从银行放款。因为在传统的常规经济渠道中，能够有的储蓄数量既然不足以供应创新的资金需要，那么企业家的唯一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这也就是说，创新资金的唯一重要来源是银行对企业家提供的创新专用放款。当然，借款是要偿还，并且是要付利息的。一个企业家的才智卓识也就在能够看准创新有利可图，对借款还本付息，能够绰绰有余。这里利息的来源是企业利润，企业家虽然依靠银行放款才能实现创新，从而获得利润，创新仍然是最基本的环节。如果没有创新，也就决不会有利润。利润是企业家从创新上获得的物质报酬。利息是企业家为了筹借创新资金而付给资本家的报酬，是创新利润的减项。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创新，没有企业利润，也就没有利息。在一个社会的企业创新和经济发展中，主角是企业家，资本家的作用只不过是提供货币资本和定期收取利息而已。
(七)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创新和经济发展都是，也仅仅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经济现象，即是他说的“资本主义”时代，而不是任何其他时代的经济现象。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教文化是一个统一整体。熊彼特对资本主义下的定义如下：“资本主义为一种人们一般能利用信贷借款实现企业创新的私有制经济。” 在熊彼特手里，促使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是企业创新，导致资本主义趋于消沉衰颓的是创新机会的日益消失。
(八)熊彼特的企业创新概念虽然是一种突变论，他的资本主义起源观点却是属于进化论的。这当然并不自相矛盾。因为资本主义是社会整体现象，是经历长时期的不知多少大大小小的各行各业的创新的结果，所以单独一次的创新是突变现象，待到了积累成为资本主义则是进化现象了。这样，熊彼特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的最初兴起考订出一个确实年代。他只是认为一个地区凡是存在开发和收付贴现票据的机构(不拘是什么名称，金银匠，钱庄，银号还是银行)之日，也就是资本主义在当地兴起之时。在南欧，这或许是在12、13世纪之间，虽然即便是第10世纪，有些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已经存在。到了16世纪，则西欧的整个经济生活就已经与中世纪后期显然不同了。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由于企业创新活动的日益频繁，这种活动机会的日益减少也就要促使资本主义趋向没落。
(九)熊彼特认为在企业创新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其本身来说，是能够继续不断发展的。它既不受报酬递减的限制，也不致引起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矛盾。因为，资本主义在不受或者少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不但能够使得实际总收入迅速增加，而且能够使得社会实际收入的不均程度逐渐减少。熊彼特举美国的情况为例。美国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半个世纪中，商品生产(约相当于总人口平均每人的实际收入)的年增长率为2％。照这个增长率推算，美国每人的平均年收入，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半个世纪中，1928—1978年，可以增长1倍。1928年，美国全国人口每人的货币收入，根据生活费指数折算，约为650美元，1978年的每人平均收入可能达到1300美元(1928年货币购买力)。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均程度并没有什么变化。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不变，那么在平均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到了70年代，即便是社会全人口中的最低层，也能够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其中绝大多数人不但能有一个足以维持温饱的货币收入，而且能够得到在16—18世纪只是伊丽莎白女王或路易十四才能得到的物质享受。
但事实并非如此。熊彼特这里的预言没有实现，也将永远不能实现。30年代以前的平均生产增长率不能延伸到30年代以后。美国资本主义自大萧条起就一蹶不振，而进入了漫长的停滞时期；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早就已经产生了摧毁它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这两方面因素发展的结果是各种反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的推行。其中特别是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政策束缚了企业家的手脚，限制了他们的企业创新活动，从而妨碍了资本主义制度按照本来逻辑的运行而趋于停滞和没落。所以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由盛转衰，原因不在于本身机制上的困难或矛盾；不在于经济发展已臻成熟阶段，投资机会消失；也不在于技术或其他方面的创新已经陷于停滞，而只在于资本主义的成功导致了促使它本身窒息至死的政治气氛。
(十)创新理论是一种历史观或历史理论。创新理论是动态经济理论，但不是一般的仅只相对于瓦尔拉式静态均衡理论来说的动态理论，而是与凯恩斯以后的、以消费倾向和加速原则来说明投资、就业变动的理论也不相同的动态理论。熊彼特认为这种投资和就业变动不过是江河水面上的涟漪微波，而创新理论所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大潮流的兴起、高涨和没落过程。创新理论可以说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以后西方最主要、也最有影响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观。
(十一)创新理论强调了和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力的历史作用。熊彼特自称其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受了马克思很深影响，但与唯物史观根本不同。马克思很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说过生产力或“物质生产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但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从来都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联系起来而不是对生产力单独考察的。在所有马克思主义文献里，推动和决定历史发展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矛盾，认为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而熊彼特则是相反。他几乎完全忽略了生产关系或阶级矛盾的重要性，而强调了企业创新，强调了生产技术和企业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变革的作用，认为这是推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唯一的和决定性的因素。
(十二)创新理论对新生事物作出了解释。历史发展通过新生事物来体现。生产力既然是历史发展中最积极最活泼的因素，那么对于生产力本身的来龙去脉便不能完全没有解释。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可喜和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它，不论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能够对生产技术、方法和企业的经营管理等等方面的新发展作出解释，特别是这种解释也完全是根据熊彼特所谓经济内部因素的作用的。
(十三)创新理论肯定并且赞扬了企业家的历史作用。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兴衰的理论里，企业家是成败得失息息攸关的人物。他们在熊彼特那里得到了空前崇高的评价。
“春江水暖鸭先知”。陈振汉先生关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可谓是开风气之先。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与发展，经济学界对创新理论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江泽民总书记也对“创新”作了充分的肯定，并阐释了“创新”的社会经济意义。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7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发展，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历过三次创新的活跃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其结果不仅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而且创造了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使得中国经济在2500年之前就领先于世界同时为大一统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次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与玄学，华夏思想与西方传入的佛学思想的砥砺激荡所产生的创新，使中华文明具有了更为广袤的包容性，成功地回应了“五胡乱华”的挑战，为中华文明的鼎盛期——唐代的贞观之治开辟了道路。第三次发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面临欧风美雨的冲击和工业化的挑战，针对亡国灭种的危局，多少志士仁人，急中生智，激发出多少原创性的思想。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就是这些创新的代表和集大成者。由此，中国结束了几千年君主专制，开创了共和新政，建立了独立、自由和民主的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就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条件。而今天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为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梦想，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必须培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主导产业，而新型主导产业的诞生与发展必须激发、鼓励创新。
2012年5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迎来了院（系）100周年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面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希望创新的思想火花在经济学院碰撞，创新的思想潮流在经济学院激荡，并从校园走向社会，从理论走向实践。展望未来，我们相信，经济学院必将继续做出与其历史地位相称的思想与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