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是北大经济系设立100周年和北大经济学科创立110周年的大日子。作为在北大经济系和经济学院学习、工作了30多年，以后也还将在这个集体里工作、生活的老北大人，老经院人，眼看着北大经济学科从一个相对弱小的边缘系科成为如今整个北大规模最庞大、影响最广泛、成就最卓著的学门之一，目睹北大经济学科的涓涓细流已经汇成大江大海，蔚为壮观，必定会有所感触。何况，在这30多年里，我们曾与一代先贤、人中智者、时代英杰为伴为邻，聆听大师教诲，近观哲人本色，眼瞅着一个宿舍睡觉、一个食堂吃饭的普通同学成为国家领袖、商界巨子、学术精英，也不能不有所感悟。
不过，这里我想说的不是那些早已声名卓著的先贤大师、学术奇人，如我们的老主任陈岱孙先生，经济学院首任院长胡代光先生，学术奇人熊正文先生、见多识广满腹故事的张友仁先生，以及我接触很多受益更多的厉以宁先生。关于他们，已多有记述。我想说的也不是同辈学友中的精英、翘楚，关于他们当由更晚辈的一代去论评。北大经济学科百年之际，我想说说离我更近、对我影响更大、教诲更多的北大世界经济专业的诸位先生。他们都普普通通，说不上有什么奇功伟业，更不曾大红大紫，但他们都是正直学者，真挚长者，仁爱师者，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更真实的代表。我要说的几位如今都已年届耄耋，有的已然作古。但他们对于北大经济系、经济学院的发展，对于北大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和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的创立与发展，都做出了不应忘记的贡献。中国的世界经济学科，没有他们固然仍会发展但肯定将减色。我们今天所做的，不过是沿着他们开拓的路继续前行而已。
要说北大世界经济专业的诸位先生，首先想到的是陆卓明教授。陆老师是这几位先生中年纪最长者，出身名门，经历坎坷，也同我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专业内外，受益终身。不过，《读书》杂志几年前刊登过北大吴志攀教授的回忆文章“斯人已去，遂成绝响”，影响广泛，好评不绝。两年前纪念北大世界经济专业成立50周年时，我自己也写了一篇纪念陆老师的文章。感兴趣者可去阅读收录于《北京大学世界经济专业50周年纪念文集》中的“陆卓明老师的几个侧面”一文。
除了陆老师，世界经济专业还有许多我的师辈长者，比如色文老师、朱培兴老师、王俊宜老师、陈源老师、余泽波老师等等，限于篇幅，更由于我本人的接触有限，难于一一述及。这里我想说的是北大世界经济专业的所谓“开山五老”，（洪君彦、张德修、巫宁耕、蔡沐培、田万苍五位老师），以及我的导师、长期担任国际经济系主任的张康琴老师。所言皆为个人观察和感受，白描直叙，不加渲染，也不为尊者讳。立此存照，文责自负。
洪君彦教授
洪老师是北大世界经济专业的主要开创者之一，我读书时的世界经济专业主任，留校任教后的国际经济系主任。是老师，又是领导。不过，我与洪老师的个人交往并不太多。本科生时，毛头小子，除了听过洪老师的《美国经济》课，知道洪老师讲课精彩、富有个人魅力之外，就知道些洪老师与章含之的恩怨、与“五朵金花”的故事等花边新闻，与当时就已大名鼎鼎的主任、教授并无多少接触，对洪老师的为学、为人也无多少了解。读研究生后我的专业是苏联东欧经济，与教授美国经济的洪老师交往也不多。当然，学生时代就听说洪老师乃银行家出身，燕京才子，更被他的外交官似的派头和大气从容的风范所感染、折服。不过，只是远观，只有仰慕而已。
青年时代的洪君彦老师
留校任教后，北大经济系改组成为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随之升格为国际经济系，洪老师任系主任。那个时代可能是北大经济学院最繁荣的时期之一了。三个系科架构初成，陈德华、洪君彦、厉以宁三位系主任各个响当当。出任院长的则是老一辈中的“年轻人”胡代光教授。当时77、78、79几届文革后的学生大都陆续研究生毕业，各系都留下不少毕业生任教。国际经济系在那几年也先后留校十余名老师，一下子繁荣热闹起来。不过，当时我们是最年轻的助教，开会坐最后排，只有听着，没多少插话的份。洪老师在场时坐在居中的主任位置上给我们讲话，讲些什么已经记不住，只留下了略带沙哑的男中音和爽朗笑声的印迹。那几年，洪老师经常游走于中美两国，为中美教育交流、中美经贸发展做了不少实事，在系里的日子不太多，同洪老师接触也不太多。不过，洪老师大气、宽宏、达观、包容的性格和充分尊重自由、鼓励多元共存、自由发展的风格，还是深深地影响了北大国际经济系的师生，影响了这个专业一代代毕业生的风格。再后来，洪老师远去美国，办理了退休手续，离开了国际经济系。
倒是近年来，洪老师再婚定居香港后时常回北京，作为学生经常与洪老师见面，一起聊天、吃饭，听他讲老北大、老世经的掌故，听他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特别是我本人担任国际经济系主任、继承了洪老师的衣钵之后，洪老师更是关心有加。我也才懂得办好一个学科专业是多么不易，才体会到在史论见长的北大经济学院办好理论基础不足、应用性又不强的世界经济专业是多么困难。才理解在中国闭关锁国的年代洪老师以27岁年纪负责创办北大世界经济专业的勇气和艰辛，甘苦自知。
最近几年洪老师身体不好，前不久甚至一度传出病重的消息。一班当年的学友聚在一起，聊起洪老师的过去、现在，才知道，洪老师经历了那么多人生坎坷，文革中被剃阴阳头、被揪斗，在他那一代人当中是不多见的。但他始终乐天达观，无论是政治风云，还是病痛折磨，他依然自信超然。洪老师在担任世界经济专业主任时代，帮助过许多同事、朋友、学生，看似不食人间烟火，超然物外，实则是普普通通的好人。
今年春天洪老师将迎来80大寿。他的一批海内外弟子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要给洪老师贺寿，出书纪念。在此唯愿洪老师健康长寿，好好享受灿烂的人生黄昏。
张康琴教授
张老师是我读研究生的导师。
张康琴教授（右一）跟同事们在一起
由于我中学时代学的是俄语，到北大后接着学了两年，加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还是超级大国，威风八面，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专业选为苏联经济。由于学俄语的关系看过不少俄苏文学，喜欢苏联歌曲，有一种苏联情结，所以还幻想着此生以研究苏联经济为业，当个“苏联通”。谁知自打80年代中我开始正儿八经地研究苏联经济后，苏联就一蹶不振，没几年竟然解体、垮台。苏联经济的研究教学也江河日下，当苏联通的梦想成了明日黄花。不过，我的苏俄情结直到1993年在莫斯科大学访问一年后方才放下。只剩下几首苏联老歌成为偶尔的回忆。
张康琴老师是50年代留苏的一代，就读于莫斯科统计学院，获得副博士学位。70年代初从国家统计局调到北大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任教。张老师在世界经济专业讲授《苏联经济》和《苏联经济统计分析》两门课程。这两门课我都学过两遍，本科一遍“概论”，研究生一遍“专题”。记得是大学三年级，许多同学久已盼望的张老师的《苏联经济》课终于开课了。第一次上课，张老师走入一教讲堂，衣着讲究、打扮得体，一丝不苟，气度非凡，在那个时代实是难得。一进教室就惊得一班土里土气穿着涤卡制服的学生们目瞪口呆，谁也不敢造次。读研究生后经常到张老师家去上课，对张老师了解更多。实际上张老师家里很普通，跟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差不多。但张老师就是能穿出那个气度，有那个派头。毕竟是上海人，喝过洋墨水的。
张老师做事认真，做学问非常严谨。由于是统计专业出身，对数字特别敏感。我在读书期间，通过上张老师的四门课，通过本科、研究生两次跟张老师做毕业论文，深受其惠。养成了做学问严谨、不浮躁、不浮夸、不信口开河的习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三分只说两分半，绝不敢妄言。这样的习惯于今天的时代可能是弱点，很难出奇迹、放卫星，难于吸引眼球、造势出名。
当然，张老师也不是让我们只躲在屋里读死书，闭门造车，她鼓励我们学有所得时积极发表、积极宣讲、积极发言。我80年代中期最初参加学术研讨会、最初发表学术论文，都是张老师热情鼓励和大力推荐的结果。我独立完成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苏联经济——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就蒙张老师认真审阅，热情作序。实话说，我的那本小书受当时流行的欧美学者研究苏联经济的观点和范式影响颇深，有些甚至是生吞活剥，食洋不化，张老师是不同意的。但经过多次讨论、争辩，她允许学生保留自己的观点，并且给予鼓励和宽容，甚至自谦对西方的研究不甚了了，鼓励我们多借鉴西方研究方法。如今回想起来，对一个初出茅庐的稚嫩学子，真佩服她的大度和宽容。这就是北大的师者。张老师治学严谨、勤奋，成就卓著。在80、90年代国内的苏联经济研究界，张老师是领军人物之一。她主编的几部著作，如《苏联经济概论》、《论苏联经济》等都成为那个时代研究苏联经济的必读书。
我留校后与张老师成为同事。后来张老师接替洪老师担任国际经济系主任，我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系秘书，直接在张老师领导下工作。方知张老师不仅做学问严谨，为人也十分认真，心直口快，胸无城府，坦荡无私。这让她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但性格直率、坚持原则、不喜算计、不懂“运做”，又让她想做的一些事做不成，也容易得罪一些人。张老师担任多年国际经济系主任，主持了北大国际经济系几次重要的发展和转型。但她实际上更是一个正直的学者。如今的大学，教授学者和管理者常常身份不清，角色错乱，耽误了大学，也耽误了学者。是耶，非耶？
张德修教授
张德修老师虽然不是我的导师，却是世界经济专业诸位先生中接触最多、时间跨度也最长的老师，从80年代初直到现在。
张老师也是50年代留苏才子，而且是正牌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见识过苏联最辉煌时代莫大恢宏大楼的堂皇（等我90年代去莫大的时候，那楼已经破败不堪，年久失修，剩了个堂皇的壳子）。50年代末张老师回国后进入北大经济系世界经济教研室，成为世界经济专业创立初期的五老之一。8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张老师又学习了塞尔维亚语，到当时非常兴盛、非常时髦的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终于圆了洋博士的梦。
我初次见到张老师是大学本科3年级的时候，张老师刚从南斯拉夫回国。一位瘦瘦高高、衣冠楚楚的中年人。后来张老师给我们开设了《东欧经济》课，从那个课上，第一次听说了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南斯拉夫的小经济、波兰的社会主义探索等等。
读研究生以后，同张老师的接触多了起来。张老师给我们两个学生开设了俄语的文献阅读课，并经张老师介绍由张老师的夫人严老师开设了苏联东欧政治方面的课程，对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指导多多。某种意义上，张老师也是我的导师。我留校任教时，张德修老师担任国际经济系副主任，协助洪君彦老师主持系里工作，洪不再时就由张老师担任代理系主任。由于洪老师经常不在国内，系里的许多具体工作实际上是由张老师负责执行的。
同张老师真正接触多起来是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7年重组建立北大国际经济研究所之后。1997年，经过张老师的长期努力，香港尚贤教育机构决定出资改组原北大国际经济研究所，与北大经济学院合办新的国际经济研究所。张老师担任所长。经张老师举荐，我担任了副所长。工作关系，经常出入张老师家里，与他一起商量如何办好研究所。在张老师手下工作期间，我们一起几次去香港开会、访问，一起去泰国、台湾考察，一起给海内外的学生开课，一起合作编书撰文。张老师像那个时代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十分严谨、认真，剪报纸、做摘抄的习惯保持了几十年。直到现在，间或把一份剪下来的报纸交给某位年轻老师，叮嘱其注意到学科发展或者经济形势的重要信息。我们一再告知如今网络发达，谷歌、百度功能强大，他却依然坚持自己的“笨办法”，对资料信息掌握却比我们用网络还多。张老师工作特别仔细，事必躬亲，搞得他自己极其辛苦。有时候我们看不过，劝他交给手下年轻人，不必事事亲历亲为，他总是笑笑，依然故我。
张老师性格极好，从未见他动气，甚至几十年没听过他高声说话。张老师不苟言笑，但偶尔也妙语连珠，颇有点冷幽默的味道。他生活上也非常严谨，烟酒不沾，淡茶淡饭，每每筵席，浅尝辄止，唯独衣着讲究，十分得体。年近80岁依然腰板笔直，一丝不苟，骑个自行车出入校园，见到的人都说是六、七十岁的。近两年，张老师年届八十，参加工作和活动稍微少了些。但仍然时时关心着北大国际经济系和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发展。毫不夸张地说，北大国际经济研究的这片天地，都赖张老师的开创与力行。同事们都说以张老师的性格、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和身体基础，肯定能高寿，能活过100岁。我想此言不虚。
巫宁耕教授
巫老师也是北大世界经济专业的开山五老之一，专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读书时与巫老师接触不多，听过他讲授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生快毕业时，按照学校规定，研究生协助老师一起带本科生去社会实习。我和巫老师一组，带着81级世界经济专业的本科生去了福州、厦门，调研合资企业的外汇贷款等问题，与巫老师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记得在厦门的时候，我们住在厦大学生宿舍，巫老师住学校招待所。每天早晨，学生们还在酣睡，巫老师已经穿过校园来到宿舍，用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曲调叫醒我们。在福州，在泉州，我也都曾与巫老师同居一室，深夜长谈。那年实习结束，一帮学生到江浙旅游。其时巫老师正在苏州度暑假看望母亲。我们找上门去，巫老师热情张罗，安排我们在旁边的小学住宿，又在家里请我们喝酒、吃饭。
1986年第一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北大经济系代表北大荣获团体冠军、个人冠军和决赛冠军。领队洪君彦，教练巫宁耕，参赛代表马朝旭、杨金林、王雷、李玫等人。
巫老师在世界经济学界交游广泛，学问很不错。他也很勤奋，写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巫老师还特别乐于提携后进，帮助年轻人，与年轻人打成一片，在年轻一代中很有人缘，也许是他在几位先生中年纪相对较小的缘故吧。我自己就蒙巫老师介绍认识了许多学界前辈，如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罗肇鸿先生、人民大学的杜厚文先生、人民日报的李长久先生等。几年前，巫老师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并担任常务理事，得以认识更多专家学者。系里更年轻的老师，很多都得到过巫老师的关照。
不过，我对巫老师最大的感触还是他的多才多艺。巫老师是苏州人，但他长的不像江南才子，倒像个北方大汉。然而他确实内秀。不仅能唱老家的苏州评弹，对古典音乐也颇为熟悉。乒乓球打得很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据说早年还参加过摩托车运动队，晚年又迷上了打台球。80年代上半期与巫老师一起带本科生实习期间，还跟他学过打桥牌。
近些年，在国际经济研究所，在一起访问香港、泰国期间，在研究生答辩会上，在学术研讨会，与巫老师交道很多，深为他那种平易、豁达、正直的性格所感染。在老一辈师长中，他算是相对年轻的一个，不过也已经快80岁了。身体也不太好，有心脑血管方面的慢性病。不过，巫老师仍然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学术研究，只要可能，仍积极参加学术活动，承担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他特别谦虚、慈祥，时常自谦落伍，对新事物不懂，把年轻人推上前台。他会工作也会休息，读书、研究、娱乐、运动、锻炼，恰到好处地将工作与休闲、参与学术活动与享受晚年生活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方面，巫老师是做得最好的，真正达到了经济学所说的“均衡境界”。
蔡沐培教授
蔡老师是世界经济专业的创始成员之一，学俄语出身，年轻时曾给苏联专家作翻译，跟苏联专家学过政治经济学。我读书时她给我们讲过《苏联经济史》。由于本身是外语科班，虽然后来进修过政治经济学，也努力在经济学科领域学习、钻研，但与经济系的科班毕业生还是有着先天的差别。跨学科领域从业发展多少限制了蔡老师在经济学专业学术上的成就。不过，蔡老师始终非常努力，认真读书、教书、治学、育人。
苏联专家古敏娜与张友仁、蔡沐培（左一）等在颐和园合影
蔡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一个热情助人的长者，一个好老师。蔡老师长期担任世界经济教研室/国际经济系的党支部书记，负责学生以及老师的思想工作。她熟悉每一位老师、每一个学生的情况，了解每一个人的需要，力所能及地尽量帮助大家。那时候，年轻老师没有住房、收入低，甚至要结婚了也找不到一小间住房。蔡老师总是热情地奔走于学校有关部门之间，同各个衙门交涉，为年轻老师争取利益。有时候在衙门口惹了一肚子气，回过来又和颜悦色地安慰大家，耐心等待，做大家的思想工作。田万苍老师离婚后无处可住，只得暂住教研室那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蔡老师又各处奔走，帮田老师解决住房问题。
蔡老师对于年轻学生更是满腔热情，无微不至。那时候，学生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有些同学由于学业、感情等问题甚至出现精神异常。曾经一位同学得了这方面的病，为防止学生出现意外，蔡老师把学生接到自己家里住了很长时间，关怀备至。多年以后，这位同学仍对蔡老师充满了感激之情。
由于蔡老师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和她热爱思想政治工作的精神，当时我们年轻老师曾背后把她戏称为“党”，对她的作法也常有不理解。不过，时过境迁，几十年后回过头来，我们真正觉得蔡老师之不易。现在的大学，这样的老师越来越少了。
蔡老师退休较早，后来又腿部骨折，行动不便，不大参加院系的学术活动了，与我们的联系也不太多。两年前北大世界经济专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我们特别邀请年届耄耋的蔡老师出席大会发言，并向她颁发了世界经济专业终身贡献奖。这一方面是对蔡老师在世界经济专业发展上所做贡献的表彰，更是对她多年以前对学生们的关心、爱护和帮助的感谢。
田万苍教授
田老师也是世界经济专业的创始人之一，专业是日本经济。我同田老师个人接触不少，印象中田老师是当时人大的调干生，与巫老师是人大同学，毕业后到北大工作。在创立世界经济专业的几位老先生中他年纪最长，也是五老中唯一离开人世的。
同田老师的学业上的交道只是本科时上过他的《日本经济》课，后来一些讨论会场合听他讲过日本的经济与企业管理。我当老师后有一年随田老师一起带本科生到广东进行社会实习。当地企业听说田老师是日本经济专家，就邀请田老师带队之余给企业做日本经济管理问题的讲座。田老师冒着华南的酷暑准备讲稿（那时是没有空调的），十分认真。讲座大受欢迎。那时的经济学家讲座时没有报酬，演讲后企业请田老师吃一餐饭而已。田老师的敬业、认真，可见一斑，像其他北大的老师一样。
田老师日语很好，在日本经济学界也颇有些名气。田老师曾几次去日本大学访问研究，时间还不短，这让他有一大批日本朋友。可能是受此影响，田老师给人的感觉也很像日本人，衣着考究，待人谦恭，礼貌周全。就是在他离婚后借住在世界经济教研室斗室，或者栖身于三角地旁16楼一层的潮湿昏暗小屋时，出得门来也是衣冠楚楚，一尘不染。田老师脾气好，同辈老师都叫他“田万”，以至于学生们以为田万就是他的本名。记得我说他像日本人时，他还认真地同我聊过“田万”好像就是一个日本姓氏，不知真假。
田万苍先生与晏智杰先生会见国外友人（右二为田万苍先生）
在我们眼中，田老师人生不很顺利。80年代后期田老师中年离异，此后一直独身生活。由于离婚后没有房，不短一段时间暂时借住世界经济教研室一角，搭了个单人铺，白天就在教研室看书备课。常有老师到教研室办事，田老师实际上非常不便。后来学校终于给了他一间小屋，在三角地旁的16楼。我曾去过他的16楼斗室，一楼尽头，阴暗潮湿，弄个煤油炉做饭。那几年正赶上学潮高发期，北大三角地整日人潮涌动，十分嘈杂混乱，大字报就贴在田老师窗下，观者如云，对田老师的影响可想而知。后来，田老师终于在燕北园分到一套小公寓，得以安顿下来。
也许是单身独处时间过长，也许是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实际上很早我就发现田老师精神有点异常，可能是老年痴呆症的早期。比如，好几次在路上碰到，与田老师寒暄，他也热情地与我们交谈。不过，后来发现，他实际上没想起我是谁，记忆力已经严重下降。再后来，田老师得了老年痴呆症，生活不能自理。由于身边无人，两个女儿均在日本定居，只得拜托给天津的远亲，在天津郊区的一家养老院住下来。我曾经去过一次那家养老院看望田老师，条件极其简陋，只能维持生存而已。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人。看着田老师的这般状态，想着若干年前田老师衣冠楚楚出入于国门内外，一派学者风范，不胜唏嘘。再过两年，有一年大年初二接到学院电话，说田老师故去。我于春节期间与院领导和一些老师以及田老师的弟子一起，到天津一家殡仪馆为田老师最后送行。
田老师的背影早已远去。他为北大世界经济专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在日本经济研究中的成就，以及他的人生际遇，始终为他的学生所记忆。
写于2011年岁末，
修改于2012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