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拜访厉以宁老师的家，是与谢百三同学一起去的。那是1983年4月27日，暮春的一个早上。我们俩真够傻冒，头天刚刚完成硕士研究生入学的面试，一心想去心仪的厉老师家瞧瞧，但事先没有给厉老师打招呼，只是从系里(当时只有经济系)问到住址，就直接闯到厉老师当时在蔚秀园16公寓的住处。按过门铃后，是厉奶奶开的门，百三说明敬仰厉老师之情故特来拜访一番话后，何老师没有拒绝我们，笑盈盈地将百三与我带到厉老师正在写作的房间。
这是一套居住面积总共只有35平米的小公寓房，进门后右手一间14平米左右是奶奶与厉伟住的，中间是厨房与卫生间，左边一间稍小一些，是厉老师与何老师的卧室，但它又是厉老师写作的书房。只见厉老师坐在大床边上伏案写字。所谓“案”是朝南平放的一张书桌，桌上铺着正在写作的稿子。而厉老师身后的大床则摆着一叠叠书与一包包放资料与其他手稿的大牛皮纸信袋。
厉老师写字用的是标准的400字方格的北京大学稿纸。稿纸中间铺着蓝色的复写纸，这样稿子写完，寄出一份后自己还可以留一份保存。厉老师的文稿是一笔写成的，不用誊抄，却字迹清秀干净，很少有改动。见我们进房，厉老师便起身，轻声说，清早写作3页(1200字)左右，然后再干其他，这已经是他的习惯。一年下来，就是一部30多万字的书稿。这是厉老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27年过去了，今天我提起笔来，脑子里仍会浮现出厉老师坐在床沿伏案写字的形象。那是上世纪70—80年代北大一代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的写照。可是，每日清晨起来，先写完3页稿子再干其他，这样的功课有几人能成“习惯”?将缜密的思想见诸于纸上方格中的涓涓文字，不必打草稿，这种功夫需多少个三九才能炼成呢?
后来才知道，那天我与百三同学见证的厉老师手稿是稍后出版的《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的书稿。按厉老师著作的出版年份反推，便可知他的《论加尔布雷思的经济学说》、《20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教育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概论》等几部大书都是在蔚秀园这个简陋的卧室兼书房，一字一句写出来的。他在北大蔚秀园宿舍住了九年(1974——1983)。
我们在厉老师家呆的时间不到5分钟。厉老师和蔼地对我说，“在4月后再见” (意即研究生面试已通过我们会顺利入北大的)。当我“再见”到厉老师时，已是那年清凉的秋天了。为了让我跨进北大的门，北京大学经济系，在系主任也是我研究生导师陈岱孙先生的主持下，几乎动员了全系所有的资源，竭力帮助我进校。而厉老师，更是在我人生转折的紧要关头，有力地支撑了我，让我告别年轻的狂热，获得了人生中最为宝贵的在北京大学的求学机会。
当1983年9月厉老师与我在北大四院(经济系当时所在地)常青藤架边再次相遇时，厉老师并未露出一丝一毫的施恩于人后的高贵，而只是像招乎一个孩子似的轻声对我说，可以选他开的《剑桥欧洲经济史》原著阅读课。他将我引进对面的资科室，从抽屉里找出《cambridge history of european economy》的卡片(那个年代找书都是要用卡片的)，让我去图书馆借这部书的第四卷。那一卷是关于欧洲价格革命、重商主义政策、人口变化的经济史。厉老师要我读的部分是大约300页英文原著。厉老师对我说，每天读几页，用不了多久，300页就读下来了。
陈岱孙老师、厉以宁老师、石世奇老师……，当时整个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领导与老师都没有提起帮助我进北大的艰辛。老师们都只是主动向我提供学习机会，让我多学一点。我也似乎觉得这以前所有的坎坷的求学经历在北大得到了补偿，从而进入了心无旁骛的学习时代。厉老师的课，是我用力最多的课。我上《剑桥欧洲经济史》选读这门研究生课程，课上课下会占用一个学期三分之一的精力，但在厉老师面前，仍会忐忑不安。
厉老师对我说过，选的课份量要重，要觉得累，才会有收获。近30年过去了，我至今仍感恩于1983年秋季修的这一门《剑桥欧洲经济史》。这部书现在已经译成中文了，但我们当时是捧着英文原著一句一句译成中文，在厉以宁老师的指导下再反复揣摩的，个中滋味自然不同。当2002年以来，卢卡斯等人重新讨论马尔萨斯陷阱时，我就会想起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前的“价格革命”；当2008年中国人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时，我就会参照“重商主义”的政策与思想，将中国的进展放进历史的坐标系。
厉以宁老师从1979年至今，对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发生影响力已经达30个年头了。在北大经济系百年历史上，厉以宁是能留下名字的极少几位教授之一。我是幸运的，能在厉老师身边聆听他为研究生开的经济史与外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更难得的是，每次在他家里，我能如沐春风般地听到厉老师的精辟论断。他要我关注世纪之交处于转折关头的经济学家，如100年前的帕累托、瓦尔拉斯、埃奇沃思与维克塞尔。他出去讲演，有时会把我捎上，至今我仍记得他在五道口为人民银行研究生部83级研究生讲解熊彼特的经济学的六字真经：理论、历史、统计。每两字背后是由若干门主干课构成的，老师们总是以不完善的知识体系相互凑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知识架构，让学生在“理论、历史、统计”方面打下一个一个坚实的桩。而厉老师本人，则是实践这六字真经的楷模。
我最为叹服厉老师的，是他读那么多的书后能从书中走出来，能把准中国经济的脉搏。1986年春，我们协助厉老师举办北大五四经济学论坛，在论坛的准备会上，厉老师特别希望我讲讲所有制改革与股份制，我却无从下手。两天后，当我们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聆听厉老师著名的“改革的基本思路”讲演时，尤其当听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会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定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的论断时，方感到北京大学走出了一位中国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厉老师的学问，固然有西学的底子，但绝不是做给西方人看的，他的重大贡献都是在诸如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中国宏观经济怕冷不怕热、失业与通胀哪一个对中国最不利、改革和开放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展现出来的，他为中国的发展探索留下了时代的理论。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探索，中国是会迷路的。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当西方人不光是从西方学术刊物上看中国经济理论的贡献，而是从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历史寻找其内生的理论贡献时，那他们一定会认识厉以宁老师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