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百年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6 -- 1976年长达10年的时间，经济系的正常教学、科研秩序被彻底打乱并停滞。先是有组织的批判吴晗先生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邓拓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和北京晚报署名马南邨的连载杂文《燕山夜话》，紧接着开始停课闹革命，搞阶级斗争，打派仗，到江西鲤鱼洲农场或其他厂矿、农村地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到了文革中后期阶段，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入学，算是“恢复”了“高等教育”……
我是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的，1970年毕业留校。在那个特殊年代里，老师和学生，资深教授和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几乎是“朝夕相处”，甚至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在长期相处过程中，经济系老师们那种身处逆境而不惊的淡定、从容和自信，至今感染着我；特别是他们对尊严的捍卫、真理的追求、做学问的严谨和不弃不舍，及对学生和弟子的始终呵护和诲人不倦，至今激励着我。
青年时代的雎国余
我还清晰地记得，上世纪70年代，我在学习和讲授《资本论》过程中遇到一个难题，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登门求教已年逾70岁的陈岱孙先生，陈岱老不仅做了详尽的解答，而且第二天还专门给我作了书面解答，让我感动不已，至今我还珍藏着陈岱老在十几页旧台历纸上写下的密密麻麻的书面解答。
1991年陈岱孙先生在书房
经济系的老师们不仅给你传输知识，而且教你如何做人、如何发展，并带着你成长。记得有一次在北京体育大学南门前一个生产大队参加“三夏”劳动，我和厉以宁老师在麦垛旁席地休息，厉老师从姚雪垠历史小说《李自成》谈起，谈到英国经济史，谈到人类历史变迁……让我震撼的是他说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或许是历史小说。有一次，在他家卧室兼书房，厉老师拿出一本他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激情地朗读，对我心灵产生了强大震撼。还有一次，我拿我的一篇关于“经济预测”的译文请厉老师校正，厉老师居然利用五一假期做了认真的校正，我到现在还后悔，怎么这么不懂事，耽误了厉先生的宝贵时间。至于1975年在大兴分校边劳动边教学时，厉老师让我欣赏他写在笔记本上的旧体词作，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细节……。
中年时期的厉以宁先生
张友仁老师是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开山鼻祖，他对他的学生们在学术上是严师，在生活上却是慈父。1974年我结婚成家，婚礼在北京大学37楼（过去叫斋）311举行，张老师及师母张秋舫还有其他一些老师热心操办，当作自己家里的事一样。我的结婚照是张友仁老师亲自在暗房放大、洗印多达几十张，由我挑选。或许我和妻子的旧时合影已经多有遗失，唯独张老师洗印并放大的黑白结婚照悉数保留至今。
张友仁先生
陈德华老师应当算得上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二代传人，他的治学严谨和对学术的一丝不苟的钻研态度堪称楷模。在他准备讲授马克思原著《哥达纲领批判》时，甚至连一个微不足道的典故或小人物的人名出处也不轻易放过，必须搞得水落石出。他经常带我去听他讲课，我现在的讲课风格有许多就是从他身上学过来的……。
陈德华先生
要回忆的事情太多了！不，过去的一幕幕已经浮现在眼前，目不暇接。
经济学院和他的前身经济系之所以历经一百年而仍然长青，不就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老师们辛勤汗水的浇灌和优秀传统的传承吗？在经济学院学习、生活和工作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幸福，因为她不仅是你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场所，还是一个让你温暖、助你成长的家。可喜的是，经济学院老一辈老师们的优良传统已经在年轻一代老师们身上得到传承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