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是我大半辈子学习和工作的地方。我的今生已经融入北大，我也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北大人。
北京大学——多少青年学子梦想中的最高学府：湖光塔影、碧树繁花；大师云集，青年热血；潜心研究，硕果迭出；慷慨激昂，纵论学术；指点江山，胸含国是；心系大众，造福中华。在中国，能够进入北大学习，是多么难得、多么幸运、多么令人自豪！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上阵，参加了高考，并幸运地被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录取，从此随同一批同样经历文革十年积淀、大浪淘沙而踏进北京大学校门的同学，迎来我人生的第二次大转折。（第一次大转折是文革发生，停课下乡，踏入前途茫然之路。）
1978年2月，我来到北大经济系报到，从此开始了我在北大经济系（院）的学习生活。当时从西直门到北大沿途是大片的农田和菜地，中关村和海淀镇一带除科学院那些50年代的建筑外，都是古老破旧的民居和稻田、藕田。北大尽管已经少见文革期间遗留的痕迹，但教学秩序刚刚恢复不久，经济系“委屈地”和76、77两届学生一起挤在学生宿舍37楼内。37楼紧贴北大南边的围墙，墙外是中关村到颐和园与香山一带的必经之路，当时唯一的一趟公共汽车332路在此有一站。37楼斜对面是北大师生们改善伙食和请客吃饭必去的“长征食堂”（学校食堂实行包伙制，无法请客）。37楼也离小南门（现早已关闭多年）不远，出小南门，过马路就是海淀的军机处胡同和老虎洞胡同。学生们买东西就由此进入海淀北大街。
我记得经济系接待我的是当时的系办公室主任董文俊老师（当时叫做董一兵。董老师后来在成立经济管理学院时，分到了那边）。董老师对学生非常和善、亲切，也很热情。他和我们77级同学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在办公室办完报到手续后，董老师将我领到2层西北角的一个房间，分配给我的床铺就在屋内。
我走进那间光线昏暗的房间。室内只在门边有扇不大的窗户，光线完全照不到室内大部分地方，靠三个墙角摆三张双层床。靠里面一张床的下铺上已经放着一卷行李，对面下铺上坐着一位同学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书。我们互相做了介绍。那位同学叫吴稼祥，来自安徽铜陵农村，出身贫寒。以后，我们逐渐熟悉了。在以后的四年学习生活中，吴稼祥展现了他刻苦学习，勤于思考的优秀品质，还有他被大家所称颂的诗人的浪漫气质。他喜欢写诗做文，感情充沛，情感容易被激发，也很关注社会民生。同学们都说，小吴应该去做文学家。但毕业后，吴稼祥分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几年后已经担任中央财经小组常务副组长，成为对国家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具有发言权的人物。遗憾的是，他被卷入1989年的政治风波，被关押了几年，结束了本应大有希望的政治生涯。好在他还有自己的文学爱好，关注社会民生的思想和情感也未曾泯灭，可以从社会底层去关注和关心国家发展和民众生活。
我住的宿舍共6人，后来调整了宿舍成为7人，工农兵干都有。尽管每人个性不同，但大家相处得十分友好、融洽。由于文革十年积压了众多有志求学的青年学子，所以，1977年高考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学低入学率，而且同届学生年龄参差不齐。父子同考、夫妻同考、兄弟姐妹同考的现象，也不罕见。我们宿舍里和我同属于兄长年龄的还有同是来自内蒙古的张佃敏。他从集宁市政府普通干部岗位上考来。学习期间，他曾经担任学生党支部的书记，毕业后回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先后担任过厅局级领导干部，还组织过当年的同学到内蒙古考察、聚会。张佃敏为人诚恳、实在，和同学关系很好。他社会工作经验也比其他同学丰富。
我的下铺是李少民，一位在职军人。李少民身材魁梧，性格沉稳，也许是在部队锤炼得思想更加成熟。他父亲是中宣部的领导干部，在那个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改革开放初期，常常能够听他带回一些关于对政治形势和社会问题的新动向、新思想、新观点的信息，使我们时感新鲜，也颇受启发。李少民也颇具漫画才能，偶尔能够寥寥几笔就画出一幅漫画，很让我们佩服。
另外一张床上是张虹和刘卫健。张虹比我和张佃敏小两岁，个子很高，浓眉大眼、相貌堂堂，说话声音清晰、悦耳。我记得，他是来自工厂的。张虹为人亲切、谦和、做事沉稳细致、井井有条。毕业后，他去了经济科学出版社，踏踏实实工作，一直做到副总编。
刘卫健年轻些，和吴稼祥差不多，大家喊他小刘。小刘好像是在农村插队考回来的，性格略显内向，但对问题总有自己的主见和看法。小刘也属于踏踏实实学习和工作的人，平时言语不多，但与大家相处甚洽。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工作，还去了澳大利亚留学、工作，回国后，同学聚会时也常见面。
由于原来的宿舍光线太差，我们调整了宿舍。调整后，增加了一位同学，杜创业。杜创业眉清目秀，是个标致青年，很讨大家喜欢。他来自山西，为人诚恳、热情，学习勤奋，成绩很好，人也聪明，勤劳。毕业后，他回到山西，投身山西的改革开放，也做到省里的厅级领导，其政绩颇得好评。他到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还曾经专门到我家看望。
大学四年，我们的课余生活也不枯燥。我和吴稼祥参加了当时的“五四文学社”，课外一起讨论阅读的文学书籍，到电影档案馆看当时尚未完全公开解禁的电影。有时，我们也自己带凳子到大饭厅（如今的“百年纪念讲堂”位置）和东操场（如今的一体运动场）去看。我记得不少前苏联电影，日本电影和印度、拉美电影都是当时看的。后来一些在文坛上出名的77级中文系同学有陈建功、老鬼等一批人（当然，他们也许不记得我们了。）我们经济学77级同学还创办了自己的非正规杂志《学友》，出黑板报。体育活动也不错，打篮球、踢足球、打乒乓球、练武术。周末大家就到楼内唯一的电视室看电视（当然是黑白电视机）。
当然，同学们之间的互相学习与结下的友谊也是十分重要的收获，至今，我们77级的同学每年都要聚会一、两次，叙叙旧，聊聊天，互相提供一些帮助。多年后，我们那一届同学都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成为栋梁和骨干：刘伟先后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先后担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北京大学副校长；易纲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丘小雄先后担任总理办公室、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毕井泉先后担任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张小强长期担任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司长和发改委副主任；李铁军曾担任国家发改委秘书长、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现已退休），……还有不少同学在商界取得骄人业绩。可以说，我们经济系77级同学完全是在北大经济系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没有北京大学经济系，就没有我们77级同学今天的成就。当然，也由于我们同学的努力，也在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续写辉煌。
当年在校时，除上课学习外，我们在经济系也逐渐学会了如何研究学问，如何提高研究能力。那时我们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学会了利用图书馆和资料室的图书资料，还有老师们给学生所做的如何搞研究的讲座。厉以宁老师、蒋建平老师都教过我们如何做读书卡片，如何在需要时分类整理。萧灼基老师教过我们如何阅读大量的参考文献后写出自己的文章。周元老师则教会我们如何去阅读像《资本论》那样的经典原著。杨勋老师则教会我们如何去做社会调查，联系实际，找出改革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办法。石世奇老师则教会我们做学问要如何拓宽知识口径，打好扎实基础。……
我在北大经济系的时间要比一些同学更长些。1982年，我在本科毕业之后报考研究生，师从我国西方经济思想史和财政学方面的泰斗陈岱孙先生，学习外国经济思想史。
读研究生时，我和另一位同是77级跟随岱老读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同学——宋新柳住在同一宿舍。小宋是广西人，性格很好，本科也是同系77级同学。我两人住同一宿舍，两张床的下铺相对，中间放一张桌子。我和小宋经常一起讨论问题，聊天，关系十分融洽。小宋喜欢打乒乓球，他后来的太太当时在广西也是高校的乒乓球选手。小宋在北京也有不少同乡和朋友，有时也来北大探望他，其中有著名的跳水名将李孔政、体操王子李宁等。受小宋的感染和影响，我也开始参与研究生之间最经常的活动——打乒乓球。毕业后，小宋入军籍到国防大学工作，升到少校级别后，辞职与妻子一同去了美国。90年代中期，受他的邀请，我曾经到他在洛杉矶的家中做客。当时，他开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妻子在好莱坞附近开了一家中医诊所，还雇佣了几个美国人，生意很好，经常有好莱坞的影星前来求诊。他家的房子、汽车、活动室等都是我们国人当时所想象不到的。十分遗憾的是，那次见面竟成永诀。小宋一家在那年秋天不幸遭遇车祸，小宋逝去，他妻子、女儿受伤。小宋的英年早逝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和阴影。
小宋的上铺是赵振强，比我们低一届，后来去加拿大留学便没有再联系。
我的同室同学还有我上铺的胡景北。他是从南京大学考来的，也曾经下乡插队。他在西方经济学专业。胡景北性格忠厚，但也有点倔强，有时也会略显一点狡黠，研究问题容易进入自己思路形成的圈子，别人不太容易说服他放弃自己的观点。他毕业后曾经留学德国，拿了博士学位回来，曾经在上海的几所高校任教。后来听说，因婚姻关系，去了美国。
我读研究生时，文革后北大第一批考试录取的研究生已经毕业。那批西方经济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一共四位：李庆云和梁小民留校任教，李翀去了中山大学，李飞去了全国人大法工委。我们77级继续在北大读研究生的同学，特别是我们读外国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生和李庆云、梁小民接触最多。李庆云性格沉稳、为人诚恳、待人和善，我们很谈得来，在学习上给我们帮助不少。梁小民则性格活泼、开朗、幽默，很健谈，我们送他外号“梁大山”，但他也有些心高气傲，会不时点评系里的老师及社会上的学者。那时也还见到正在做硕士研究生的林毅夫。当时林毅夫是以新加坡华侨的身份在读的。我们接触不多，后来才知晓他的真实情况。
大学阶段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老师很多，像陈岱孙、厉以宁、赵靖、石世奇、萧灼基、洪君彦、周元、金以辉、李德彬、闵庆全、胡建颖……。
由于北大房舍紧张，我们77级在校时，经济系的老师们都没有办公室，但基本也没有什么课要上，不常来学校，所以，我们在入学后的迎新会上，才初次见到了经济系的大部分老师。当时陈岱孙先生是经济系主任，但他仅开会才来。由于陈岱孙先生年事已高，系里教学和科研的事情多由系副主任胡代光老师负责。系里一般性事务工作和学生工作则由办公室主任董文俊老师和王二杰老师负责。尽管陈岱孙、陈振汉、赵廼抟、樊弘、赵靖、胡代光、厉以宁、萧灼基、石世奇、洪君彦……这些老师都是颇有造诣的学者，但我们大都孤陋寡闻，“不识庐山真面目”。
前排杜度、巫宝三、陈岱孙、胡代光；后排：王志伟、黄范章、范家骧、章铮。摄于王志伟博士论文答辩后1993年6月
由于77级是文革后第一届通过正规开始进入北大的学生，系里对我们的教学十分重视，很多课都是多位资深老师合讲，而一些年轻老师则只能做助教，给我们辅导。当时经济系最大、教师人数最多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专业。我们77级同学都在政治经济学专业，没有其他专业。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是萧灼基、李克刚、王茂根、解万英、张秋舫，还有那位被同学们私下叫做“大斗先生”的范老师合讲的。萧老师思维敏捷、才华横溢，口才甚佳，后来在学术界十分活跃，成为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李克刚老师后来调到了外单位。王茂根老师到教育部去任职，据说担任了某司的司长。解万英和张秋舫两位老师已经遗憾离世。“大斗先生”则出国去了加拿大。我们的《资本论》课程是周元、金以辉、徐淑娟、弓孟谦四位老师任教。周元老师很干练，讲课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语言精练，很受大家欢迎。但他多年嗜烟不辍，后来不幸罹患肺癌，和徐淑娟老师先后已离世，回想起来，令人唏嘘。我们的《外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由陈岱孙、商德文、靳兰征、晏智杰四位老师合讲。我后来留校任教幸运地与这四位老师在一个教研室，一起工作，继续向他们学习。《西方经济学流派讲座》课程则由胡代光、厉以宁、范家骧、杜度四位老师合讲。这四位先生在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方面都是国内鼎鼎大名的学者。我后来读研究生及留校工作与这四位老师更是经常共事，从他们身上受益良多。而我在专业上的进步与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商德文这几位老师的培养和教诲更是密不可分。我们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由赵靖、石世奇两位老师合讲。他们的精彩教学也使我们深受启发。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由秦宛顺、靳云汇、王其文老师讲授。世界经济由洪君彦、张德修、张康琴、巫宁耕几位老师合讲。当然，也有些课是由一位老师全讲下来的：会计学由闵庆全老师讲授，统计学由胡建颖老师讲授，经济地理学由陆卓明老师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由蒋建平老师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由李德彬老师讲授，农业经济课由杨勋老师讲授，工业经济课由张国友老师讲授，价格学由王永治老师讲授，财政学由张胜宏老师讲授，经济法由高程德老师讲授……
本科学习时，岱老（经济学界都这样称呼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上过多少课。我记得，他似乎只给我们讲过一次课，不过岱老的大名及私下口口相传的轶事早已如雷贯耳。我们77级不少同学都已先后出国深造。我也曾经在出国还是在国内的选择上出现犹豫。后来，考虑到岱老杰出的学问造诣、高尚的人品和优秀的大师风范（当然，也有些另外的次要原因），我最终决定追随岱老在国内继续学习。
我入学时，岱老是经济系主任。读研究生之前，岱老给我们77级的同学只上过一次课，那是外国经济思想史，给大家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岱老讲课，言语精炼，没有废话，而且从不照本宣科。同学们屏息静听，都觉得他讲的每句话似乎都应该记下来。岱老上课时，只是用一张小纸在1、2、3……等数字后写了几个关键词，作为提示。讲课时，岱老语速适中，不急不缓，吐字清晰。他那略带福建乡音的普通话，在大家听来别有一种亲切的韵味和吸引力。就在大家隐约感觉岱老讲完课程内容之际，岱老停顿一下后宣布，“今天的课就到这里”。随即，下课的铃声也恰好响起。后来，我们才知道，守时和准时是岱老一贯的严谨作风和特点。据说在西南联大时，讲课精彩、守时就是岱老的一大特点。后来，我们发现，不仅上课如此，岱老在参加会议、接待客人，与人约谈都是如此。对于个别偶尔开会迟到的人，系里的其他领导往往会以岱老的榜样来提醒他们。
作为国内改革开放中，以清醒的头脑，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提倡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第一人，岱老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极受尊敬的元老地位。他不仅带头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担任首届会长，而且直接组织了在改革开放之初向国人介绍外国经济理论的“国外经济学系列讲座”，撰写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文章，为我国正确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指明了方向。
岱老的学问更是令人佩服。我们有什么问题向他请教，都能得到满意的解答。我也经常在岱老家里见到前来拜望岱老或向他请教的学者，像我们经济学院的一些老师，还有社会上一些知名学者。我曾经几次在岱老家里见到朱绍文先生，也见过朱先生当面向岱老请教和讨论亚当·斯密的所谓“道德悖论”问题。我既听到岱老的解释，也听到朱先生的解释，前几年还看到朱先生就此问题所发表的文章。至于岱老的《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那本著作，更是代表岱老学术水平的传世之作，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上，至今尚无著作出其之右。在岱老文集的每篇文章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岱老学术理论之精深，见解之睿智，表述之深入浅出。
尽管如此，岱老总是会处处显示出他谦虚和宽容的大家风范。对于别人的不当意见或错误理解，岱老很少当面批评。他总是说，“在这方面，你可以再听听xxx的意见”，或者说：“建议你看看xxx的文章”，“你是否看看xxx的《……》？”，“你可以和xxx讨论一下。”其实，在阅读有关文献后，或与别人讨论或请教之后，我们往往发现那正是对岱老正确意见的某种验证。
读研究生期间，我到岱老家里求教问题的时候较多，有时岱老也偶尔请我帮他取送信件。岱老对我们这些学生非常尊重，我们每次到他家时，他都起身到门口迎送。这些都很令我们感动和敬佩。岱老也十分注重仪表，尽管他经常穿着一套文革期间最普通的蓝色“的确良”便服，但干净整洁，给人一种精干利落的感觉。岱老身体很好，精神矍铄，体型挺拔，身材高大，80多岁的人，行止言谈，从容不迫，很有学者和大师风范。据说，岱老年轻时是有名的“帅哥”，后来有幸见到岱老在年轻时的照片，果然风度翩翩、潇洒倜傥，确信此言不虚。
陈岱孙先生与学生们在一起
岱老培养研究生的方式是宽松式，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意愿和研究能力，给他们以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从不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学生，而学生在必要时和向他请教时，他又会不厌其烦，是否细致、详尽地为学生指点迷津。
我们有搞不懂的问题请教岱老，他除了当面解答外，还经常用他惯用的黄底带红线的宣纸写出参考文献或书目，供我们到图书馆查询。岱老对人不仅礼貌，而且热情，对于向他求教的年轻人尤其如此，不仅对他做导师的学生，对于别的学生，甚至外校的学生和社会上慕名求教者也都如此。正因为如此，岱老在社会上有很多朋友和故交，其中不乏国内的经济学界大师，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巫宝山先生、朱绍文先生、黄范章先生，北师大的陶大镛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宗正先生（他的小儿子李树是我在北大经济系的77级同学），复旦大学的宋承先先生，还有姚子范先生等。我和这些学术界前辈的结识都是在岱老家，经由岱老介绍认识的。由于岱老早年在美留学结识的人缘，一些美国大学和政府的要人来华访问时，有时也会前来拜望岱老。像美国的舒尔茨、英国的卡尔多等都曾经来过。
岱老原来住在北大校内镜春园的一所宅子里，文化大革命时挤住进去另一户人家，将岱老的活动空间挤在很狭小的范围内。尽管岱老的房间面积不大，但在我读书的时候，那里人来人往倒也热闹。房子后面有个湖，四周有树，环境倒也清幽。只是那里距离当时经济系所在的37楼较远，每当系里开会，岱老都不得不提前动身，往返走很远的路。我们都愿意去接送和陪伴岱老，但他仍需步行跋涉。
岱老对先生十分耐心和认真。我后来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时，因为留校任教，同时担任院里的党政工作，工作繁忙，再加上我家孩子年幼，时间、经历和经济上都有较重的负担，很难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和撰写论文。岱老十分理解和体谅。我的论文稿每写完一个部分就拿给岱老。岱老阅后都会将他的疑问、意见和建议以书面形式写在他经常使用的黄色宣纸上，还经常提醒我注意每篇稿子和通篇的内在联系与结构安排。我至今不忘岱老对我论文的精心指导，仍然保留着岱老写给我的那些珍贵的手迹。
读硕士学位那几年，我们更多接触了与本专业联系较多的老师，除岱老之外，胡代光、厉以宁、范家骧、杜度、朱克烺、赵靖、石世奇、商德文、靳兰征、晏智杰、陆卓明这些老师都有更多接触。
胡代光老师是位慈祥的宽厚长者，学术上兼容并包，推陈出新，是其特色。胡先生虽然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但也是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不教条，总是紧跟时代，联系实际。他主持和撰写的学术著作多次获得国内的重要奖项。胡先生在国内经济学界具有很高的声望和人气。他始终操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话声音洪亮，几十年不变。尽管我们初次听胡先生的课时，有些同学碍于他的口音，感到有些困难，但当同学们习惯了胡先生的口音后，就会感到他所讲内容的深刻。胡先生在西南财大兼任博士生导师并讲课，由于没有口音障碍，在学生中大受欢迎。胡先生对人热情、诚恳，乐于助人，也很善于团结人。他对学生都很好，不仅经常提供给我们学习和阅读的资料，也常常关心大家的生活。他的学生们也都时常感念他的爱护和关怀。我对此也深有感受，在博士论文的选题时，就曾经得到胡先生的热情帮助。胡先生也很愿意将学生组织在他的研究课题中，经受锻炼。我们不少研究生都参加过胡先生组织的课题，后来其中不少课题都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奖励。我参加的一项课题还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基金奖。胡先生也鼓励和支持我们积极参加国内学术团体，撰写论文参加学术会议。这些对于我们结识学术界的前辈和朋友，对于我们的成长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毕业后，我仍然是胡先生的学生，也同时是胡先生的同事，在教学和科研上，以及学术活动中不断接受着先生的教诲。在庆祝胡先生90诞辰的聚会上，胡先生在各行各界的学生纷纷祝贺，济济满堂，其场面令人难忘。
厉以宁老师是我们十分敬佩的老师。了解了厉以宁老师的经历后，就更加佩服他、尊敬他。厉老师不仅理论根底扎实、厚重，而且智慧、勤奋，思想极有条理，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坚定的信念。我们的大学时期，正是国家在经济上开始改革开放，除旧布新的时候。就在社会上许多人的思想还基本停留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念束缚中，还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立场上激烈争论要不要搞商品经济的时候，厉老师却已经脚踏实地地为引进和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政策身体力行了。我记得，正是由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范家骧和国内其他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老先生们发起成立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以及国外经济学系列讲座，兴国内风气之先，最早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材料。厉老师不仅熟悉西方经济理论及其进展，而且熟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深知一些可为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所以，在学会的学术活动和系列讲座中，厉老师都是最主要的组织者和骨干。可以说，北京大学对西方经济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之所以在国内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与厉老师的努力和贡献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也正是从厉老师的讲课、著作、文章以及言传身教中获取了大量知识，在治学上也深受厉老师的鼓舞。
厉老师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专心于对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史的潜心研究。他坚信这些工作将来必有用武之地，必能以之报效祖国。尽管那时及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环境与此格格不入，但厉老师对此锲而不舍，安于默默地潜心研究。人们常说，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之人。幸运的是，历史的发展终于在厉老师的壮年时代为他提供了大展身手以酬壮志的机遇。厉老师的长期努力是他在学术界和经济理论界能够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厉老师的经历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就是一种最好的教育。了解了厉老师的这些经历，怎能不令我们这些学生对他充满敬意呢？
厉老师经常劝导我们要勤奋。他说他自己不仅要广泛阅读，而且勤于做笔记。他说不论情况如何，他自己每天坚持写两千字才会睡觉。这样，日积月累，一些著作和文章也就不断产生了。他曾经将他所做的多年的读书笔记和卡片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这些就是为自己积累学术资料，为将来研究某些问题或写文章提供方便。他还说，除了对现实问题研究之外，将来有时间可以将这些笔记整理成书。果然，在后来一些年里，厉老师有大量的著作出版和发表。一些人对此不解：厉老师社会上的事情和工作那么多，著作怎么能够那样高产呢？殊不知，这些都是厉老师学术上多年辛勤积累的心血结晶，哪里可能仅凭一时的“灵光乍现”就可以做到的呢！
厉老师对学生在学术上的关心和培养，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并没有今天这样名目繁多的课题及经费资助。但厉老师却有计划地组织和引导学生参加他设计的研究计划。我们的一些学习成果后来也都正式出版和发表了。在这些工作中，我们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多年来，厉老师培养的学生大都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才。而厉老师本人也成为国内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对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可以说，厉老师已经成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骄傲（尽管他后来成为光华管理学院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成为北京大学和经济学院的形象与代表。正是从厉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北大经济学院学术精神从陈岱孙到厉以宁的传承。
商德文老师是一位性格耿直、爽快，乐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观点鲜明的人。他给我们讲经济思想史的课。商老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很有研究。我经常向他请教问题，也常到商老师家里。商老师很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在私下讨论问题时常常和我谈起他的一些独到见解，使我深受启发。我和另一位同学也在商老师的指导下写过一本论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小册子。商老师待人诚恳、亲切。我和家人也常到商老师家拜访与做客。商老师和他的家人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晏智杰老师是陈岱孙先生解放后在国内直接指导的首位研究生（当时还没有学位制度），他也给我们上过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课。由于我后来直接师从陈岱孙老师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所以，晏老师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师兄。晏老师对边际主义思想的研究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因此，他的课内容广博、材料丰富、条理清楚、逻辑严密，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家都认为他是外国经济思想史方面年青一代的佼佼者、后起之秀。据岱老讲，晏智杰老师在身体欠佳、研究环境有限的情况下将边际主义经济学研究得那么深入，其毅力实在难得。在后来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我也的确看到晏老师的研究精神和成果之令人钦佩。再往后，我也曾与晏老师在学术上多次合作。晏老师在20世纪90年代也担任过经济学院的院长。
经济思想史教研室还有范家骧老师、杜度老师和靳兰征老师。范老师人品极好，十分和气，老实厚道，话语不多，做事有条有理，从容不迫，做学问极认真。据师母说，范老师常常工作到后半夜3、4点才睡觉。范老师生活也较简朴，居住环境也不够好，后来他患上了心脏病。范老师给我们上过国际贸易理论的课。他的特点是讲课十分细腻。杜度老师做学问极为严谨，有时对自己的作品近乎苛求，所以，他发表的东西不多。但是杜度老师对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动态十分留意，在这方面，他和范老师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只给我们上过一次课，所以接触相对少一些。杜度老师为人特别谦虚，对我们也十分客气，他甚至称我为“老弟”，让我甚感惶恐，不知所措。杜老师家庭环境不佳，对他的健康造成不小影响，以致较早去世。靳兰征老师是一位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女老师。她讲课从容不迫、有条有理，朴实无华，但很是规范。
我们所学中国经济思想史一课由赵靖和石世奇两位老师任教。赵靖老师在国内是这方面的学术权威。赵老师身量较高，鼻梁高耸，眼窝较深，两眼炯炯有神，讲话时双目直视对方，语气斩钉截铁，似乎具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听众不得不服膺于他的见解。石世奇老师身材痩弱单薄，但言语亲切、谦和，讲课时，其思想观点徐徐道出，境界深远，言谈举止亦颇具大儒之风。石老师后来曾任经济学院的院长，其工作能力、处事方法颇得群众好评。
外国近代经济史一课由朱克烺老师任教。朱老师的乒乓球打得很好，据说是学校教职工代表队成员。他的课也很受同学欢迎。我的印象里，他和石世奇老师抽烟都很凶，是系里老师中数得上的“大烟囱”。
陆卓明老师的“经济地理”课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陆老师讲课风趣幽默，很是吸引人。我们还得知，陆老师的父亲就是解放前燕京大学的校长陆志伟。陆老师酷爱欧洲古典音乐，据说他思考问题和备课时是播放古典音乐的，就像烟瘾很大的人思考时离不开吸烟一样。陆老师去世前还留下遗言，请人在他的灵堂播放古典男高音的高亢歌声，而不是通常灵堂播放的哀乐。我去向陆老师遗体告别时，在悲痛惋惜的气氛中听到那高亢的男高音真是倍感哀伤。
讲授外国经济使的朱克烺老师也是“一支大烟囱”。朱老师乒乓球打得很好。可惜晚年因肺癌去世，似乎和他常年吸烟有些关系。后来，经济系有几位因肺癌去世的老师，似乎都是常年吸烟者。可见，吸烟的确没有什么好处。
世界经济课也是由几位老师合讲。洪君彦老师很有些风度，人缘也好。洪老师身材魁梧，嗓音浑厚，面容慈祥，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其举止言行在我们看来很有些心目中的教授风度。他给我们讲的美国经济状况和期间穿插的小故事，引人入胜，使我们这些对美国知之甚少的学生大开眼界。张康琴老师的苏联经济、张德修老师的南斯拉夫经济都讲得有声有色，很有趣味。巫宁耕老师生得五大三粗，面色黝黑，讲起课来却是井井有条，鞭辟入里。我们原以为巫老师是个粗犷的西北汉子，谁想他却是江南水乡一介书生。阴差阳错，不知究里，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们读书时，也有些老师没有给我们上课，因而很晚一些时候才得知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比如，我们在系里走廊上时常遇见一位老者，身穿一套原本蓝色却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头戴一顶同样快要看不出本色的兰帽子，帽檐成s形，宛如后来舞台上演小品的赵本山和黄宏所戴帽子的帽檐般滑稽好笑。我们原以为他也许是系里的以为勤杂工，后来才知道他是研究中国经济史，整理《清实录》的熊正文先生。听说熊先生出身官宦之家，其父曾为民国时的督军，是个大有来历之人。后来与熊先生有了接触，才感到他生活简朴，思想深邃，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颇有见地。听说熊先生还给北京大学捐赠了好几副极其珍贵的古代名人字画。
我们有时还会遇到另一位老先生，但从来没有交谈过。后来才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樊弘教授，曾经的经济学系主任，亲聆过凯恩斯讲课的中国红色经济学家。我在图书馆曾经见过他写的几本批判凯恩斯经济学的小册子。据说，他在我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坐在毛主席身边，被毛主席称为“红色经济学家”。不知确否。
还有老北大经济系主任赵廼抟教授。我先是在图书馆阅读了他编写的《经济思想史》（据说不久之前，台湾仍然在出版他的这本教材），后来听说他在编纂《披沙录》。幸运的是，我听过他的一次讲话，并有幸去过一次他在燕东园的家。赵先生银髯飘胸，相貌堂堂，很有古代学者雅士之风。
大学本科期间，张友仁老师帮我们了解经济系的历史（多年后，他还多次讲到北京大学经济系对中国革命的作用和贡献）。张友仁老师是老北大人，在解放前西南联大护校斗争中是英勇奋斗的学生骨干，对北京大学和经济系的历史一清二楚。但他没有给我们77级讲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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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科4年，硕士研究生2年半，后来留校还在职攻读了博士学位。这就是我在北大经济学系（院）的正式读书时间，其间经历了经济系扩大为经济学院，也经历了经济学院分离出经济管理学院（后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这些历史性变化。但我相信，像经济系的“宽口径，厚基础”、以史论见长等老传统，老教授治学和研究的良好作风还是会在新的环境中存续和发展。
北大经济系（院）就是我永恒的家！
愿经历百年风雨的经济学系（院）愈老弥坚，永驻辉煌！
2012年3月，写于北京大学经济系（院）百年华诞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