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记述1952年院系调整到1956年向科学进军。
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一个包括工、农、医、法的综合性大学调整为只有文理的大学，从以沙滩红楼为中心的校址，迁至燕京大学原校址，校庆也从每年12月17日，改为每年5月4日，这一转变被称为从老北大到新北大，这一调整对北大经济系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1912年教育部下令北大成立法学院，设经济、政治、法律三个系。经过30年的发展，经济系拥有一批高学术水平的教授、经济学科也比较齐全的系，院系调整前经济系也是北大最大的系，当时的学生有四个年级的本科生，还有两个年级的银行专修科和少量研究生。调整后只有两个年级的学生（约50名），成为新北大学生最少的系，并被边缘化，调入新北大的学生早已搬走，只有经济系的学生住老北大的三院小礼堂里等待往新北大搬。等到学校通知经济系迁入新北大时，当时被誉为具社会主义水平的学生宿舍（1-15斋）已被别的系的学生住满。经济系几十名学生被安排住在承泽园的破旧宅子里。吃饭怎样解决？当时全校学生都集中在大饭厅（位于现在的百年纪念堂）吃大锅饭。经济系的学生每天都要很早就起床，然后急急忙忙赶到大饭厅吃早餐，再到教室楼（现在一教）和外文楼上课，到了晚上才摸黑回到承泽园宿舍。这样的生活不能继续下去，经过长时间的交涉，才从承泽园搬到全斋，生活环境有所改善，但吃饭问题仍未解决，最后又搬到尚未完工的19楼，1952-1953年这一学年已经快结束了。
至于经济系的办公室并不比经济系学生宿舍好多少，院系调整前经济系办公的地方在沙滩民主广场北边的北楼拥有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还有清实录研究室，系资料室和院图书室。院系调整后，经济系办公室被安置在第一体育馆的举重间的后面放了两个桌子，一个桌子是系秘书，另一桌子是系办事员。举重间的前面是师生练举重的地方。代理系主任陈振汉教授的办公地方就在他一院的单身宿舍里，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后来，经济系来了苏联专家，经济系办公室才略有改善。哲学楼建成之后，经济系办公的用房才得到初步改善。
院系调整对经济系最大的冲击是从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系调整为仅设一个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经济系。在当时，这个专业很不受欢迎。
一是，主要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很不够，过于苏联化、公式化、教条化。当时中国正处于社会制度的大变革时期，由于课程受苏联教材的影响，中国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渡时间要用三个五年计划，还是跑步进入？又如我国农业合作化为什么应当放弃原有方式方法，而搬用苏联农业集体的方式方法？对于这些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讲课时或者避而不谈，或者按照苏联教科书的说法。对这种教学现象，学生曾如此地说，这是一条规律，那也是一条规律，规律一箩筐，就是与现象不沾边。为了加强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政治性，还开“联共（布）党史”的课程，后来这门课改名为“马列主义基础”，都是一学年的课程。课程的内容从俄共一大到苏共十九大，讲述从“一大”到“十九大”召开的背景、党内斗争……等等，公式化，枯燥无味，不能给学生深刻印象，学完就忘记，浪费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
政治经济学专业很不受学生欢迎的另一个原因：学与用严重脱节，每一届的毕业生只有少数人到高校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其他经济工作，例如1952级只有2人毕业后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大部分毕业生去中学教非所学的课。1951级有一个毕业生被分配到省人事部门，该人事部门又分配他到一个相当落后的县工作，县又分配他到一个中学工作，这所中学说这里不需要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问他有什么专长，他说我会指挥交响乐队，因为他在北大学习期间曾较长时间担任北大交响乐队的队长，校方说我们这里没有交响乐，你就去校图书室吧，管理一个没有多少书的中学图书室，整整一辈子。又如1952级毕业分配到基层工作，有一个毕业生到一个小厂长期干着涮瓶子的工作。许多经济系毕业生感慨地说：“既然学非所用，当初何必报考经济系！”对北大的教育资源来说，也是浪费。造成经济系毕业生学与用严重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领导过分强调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党性，而忽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也就是说，只要具有领导规定的某些政治条件，至于学历和是否受过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教育都是次要的。所以，这些人很容易地占领了政治经济学的讲台，而受过政治经济学正规和系统学习的北大经济系毕业生，只好靠边站，从事学非所用的工作。
二、在困境中图发展
1.增设新课程，拓宽课程内容
1953年从中央财经学院调回两位资深教授：一位是陈岱孙教授，担任经济系主任，讲授经济学说史；另一位是罗志如教授，在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讲授国民经济计划的课程，还增加一批青年教员。新老教师一起开设了一批新课程，如外国经济史、《资本论》专题、国民经济计划、会计、财政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等课程，同时，又外聘教师讲授统计学原理和经济地理，至此，经济系开设的课程基本上已齐全。其作用：一是，增强学生的理论基础，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和今后的工作。一是，这批课程既有理论又涉及实际和具体问题，有利于学生联系实际，摆脱空洞和教条式的理论。
在这一时期，经济系的老师既为开设新课程而努力备课，还为适应新的国情需要，不少任课老师都在探索拓宽和完善课程内容，如国民经济计划、经济地理和财政学等课程，在完善课程内容的共同特点就是少点苏联化，多点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课程内容的改革，哪怕迈了一小步，也深受学生的欢迎，因为这样的讲课，有利于认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经济的问题。
要不要拓宽课程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说史这一课程。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分为古典和庸俗两部分。古典部分由陈岱孙教授主讲，庸俗部分由徐毓楠教授主讲，由于主讲教授对这两部分的代表人物的研究极为深刻，又有独特的见解，再加讲课的技术高超，这样的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但学生还是感到不解渴，为什么只有古典和庸俗两部分，而没有现代部分，特别是凯恩斯的经济学说。
1951年冬至1952年春的北大的思想改造中批判我系解放后一任系主任樊弘教授。樊弘教授是解放前北大两位著名的反蒋政权的教授（另一位是许德珩教授），樊教授在解放前发表过《第三条道路》一书，主张中国既不要走欧美的道路，也不要走苏联的道路，走自己的道路。又在他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结论中说：马克思如同一座大厦，凯恩斯如同花园，两者结合起来就更完美（原文记不得，只记得文章的意思）。给批判他的学生遗留一个疑团：凯恩斯何许人，他的经济学说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关于凯恩斯的问题，还必须说一说，上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系曾先后接待两位国外经济学者，一位是英国的拉宾夫人，另一位是印度经济学者，该人态度傲慢，演讲中大谈凯恩斯，以为中国没人知道凯恩斯，当时为他当翻译的徐毓楠教授不但通畅地把他的话译出，而且把他说不清楚的公式写了整黑板，这一下，他傲慢的态度看不见了，还向徐毓楠教授握手表示敬意，此时此人还不知道徐毓楠教授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科学研究的春天来了。徐毓楠教授着手翻译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至于说“《经济学说史》应有现代部分”，则因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大跃进”运动而中断了。
理论联系实际的探索
理论联系实际一直是经济系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对于经济系而言，任何时候都应该认真探索。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有：
（1）鼓励教师敢于面对实际，运用理论分析现实的重大经济问题。譬如罗志如教授讲国民经济计划时，关于两个部类的比例和第一部类优先发展问题，罗教授的两个主要观点：一是，两个部类的比例关系任何时候都应从国情出发，及时调整比例关系，如果任何时候都强调第一部类必须优先或绝对优先增长，长期发展下去，第一部类就会无限大，第二部类就会无限小，很影响国家对资金的积累，以及社会和人民对第二部类产品（农产品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二是，工业化是不是都应和苏联一样，从重工业开始？其他教授也有类似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对我国工业化道路（从重工军工开始，并且占的比重过大）的疑虑。当时听讲的人和学生对这类观点，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争论继续下去，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还在争论这个问题。当时绝大多数学生很赞同罗教授的讲课方式方法：敢于面对现实的重大问题，从理论到实际，用动态对比方式方法来讲解现实问题，总比教条化公式化和苏联化的讲解方式方法好。领导对这类讲课没有组织批判，没有批判就是无声的鼓励。
（2）1955年春组织高年级学生下厂下乡进行实习，这是解放后经济系第一次组织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到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在天津纺织厂的实习点，厂方组织一些老纺织工与学生座谈，有的女工控诉在日本占领时期，工厂被日本霸占，工人被压榨，进行奴隶般的劳役，还被欺凌，稍有一点违规和反抗，日方厂主就放狼狗咬工人，一些女工身上都有被狗咬的伤痕，师生受了一场活生生的剥削和爱国主义教育。厂方又组织刚进厂不久的年轻女工和经济系师生见面，这次又换一种调查方式，师生纷纷提问题，请厂方和工人回答，其中，问到厂和工人的产值问题。厂方介绍说：你们别看这些年轻刚进厂的不久的女工，他们每年每人创造的产值超过50个农村青壮劳动力的产值，大家听完有点疑惑不解，带队教师指出，目前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大还普遍存在，同时我国还存在工农业产品的不平等交换的问题，学生由此联想起一系列问题，为什么会产生不平等交换，这对工农业生产会有什么影响？大家感到这样的调查研究很好，既理论联系实际，又拓宽了思路。
又如在天津纺织机械厂实习的学生，听到厂方说现在的管理还比较混乱，主要是对加工的零部件所用工时心中无数，因不敢对不同工人加工零部件所用工时进行测定，怕被扣上“又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学生听完介绍，认为这无非就是“泰罗制”，如果对厂里的科学管理有好处，无妨试试看。学生自己分为3个组，每组都有一个人负责掐码表，也有人细看工人的劳动生产动作（如进刀、退刀……）报到给掐码表的，也有人负责记录。几天后把记录整理成系统的数据给厂方，厂方称赞很好，可惜只有一小部分，如果扩大测量，可以编制出很好的定额管理册子。学生也担心回校后，会不会被扣上在厂内推广“泰罗制”，因为有的教师都对“泰罗制”扣大帽子进行猛烈的批判。后来学生找到列宁对“泰罗制”的一分为二的看法，才放心下来。从这次实习中，学生得到启发是，西方对工厂管理的方式方法不能一概否定，应根据实际情况，有分析的批判和吸收。
又如下乡实习，当时正处于合作化高潮的前一年。学生接受上级任务，调查农民出卖耕地，两极分化和富农经济的状况。经过深入的入户访问调查，几乎没有找到农民卖掉土改时分到的耕地，贫农的生产生活有很大改善，富农经济与土改时没有多大变化，只有一户富农逐步放弃在农村的耕作，买了胶皮大车，跑运输去了，农村两极分化极不明显。关于农业合作社，学生的调查认为，农民还是比较乐于耕作从土改分到的耕地和互助。对农业合作社似乎都没有什么认识，对将来的社干部存在很大的不信任感。学生这些调查，在汇报会议上，似乎没有引起地方的上级领导的关注。但是，学生的调查是从实际出发，深入的调查。
在向科技进军的形势下，高年级学生组织科学研究小组，在当时，确是新生事物，经济系团总支（当时系这级还没有团委会）热情支持学生科学研究小组，并带其主要成员访问教授。科学研究小组在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一是明确研究方向就是面向现实，选好研究题目；二是要建立在扎实的学习基础上（包括正规的课程）；三是多做调查研究，其中包括找资料、查文献，还做一些必要的社会调查。学生科学研究小组起什么作用，由于存在时间比较短，1957年在反右斗争的冲击下消失，又没有认真进行总结，但起着如下的作用是明显的：一是促进了课堂学习，因为两者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二是扩大学生的思路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当时科研小组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之一，成为20世纪80—90年代我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鞍山钢铁公司的党委书记，当然成为鞍山钢铁企业公司书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企图建立高标准严要求的学位研究生培育模式
马寅初校长有个教育思想，北大的教师不应是大学没有毕业的人来充当，北大既要培养本科生，又要培养研究生。后来陆平校长认同这点，他从北大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出发，认为北京大学应改名为北京太学。1955年经有关部门批准，马寅初校长招收共和国第一批学位研究生，学制四年的试点班，全校共招收38人，其中，经济系招了3人。我有幸被选拔为这批研究生（另外两位是复旦大学选拔来的），陈振汉教授担任导师。
陈振汉教授以前也培养过研究生，但是，对我们3人的培养，有新的高标准严要求的培养模式：
（1）一定要坚持严进严出原则。
（2）按照理论、历史、统计，英语进行严格的培训，特别是前两年的基础课。
（3）聘请系内外具有某方面专长的教授授课或担任某一方面的导师，如樊弘教授担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导师，经济研究所严中平教授等人讲授和指导中国经济史，北大历史系许大龄、陈庆华等人讲授中国明清史、近代史，英语系胡家胎教授教英语。
（4）要求研究生必须结合本专业比较广泛研读有关的名著专著，如熊彼得的经济史、泰勒的中国土地制度等等，还必须搜集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运用统计学去整理资料，使论文建立在理论扎实和资料充分的基础上。
陈振汉教授在构思这个研究生培养模式时要征求陈岱孙教授的意见，两位教授都是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虽然构思极力要树立新中国北大经济系培养学位研究生的特点，但难免也吸收哈佛培养研究生的长处。1957年反右时陈振汉教授培养研究生的构思被批为要按哈佛的模式来改造北大，从此具有经济系培养研究生的特点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