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年春，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77级）进入北大经济系的，算下来到今年春天已经整整34年了，入学时我刚及弱冠，现在已经是55岁的人了，时光真快。在北大经济系（1985年后改建为经济学院）这30多年间，我从本科到研究生，先后获得了北大的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毕业留校任教后从助教、讲师、副教授直到1992年35岁时破格晋升为教授（据当时的校长吴树青先生说，当年我是北大社会科学部各院系中最年轻的教授）。自1993年起，我开始兼任行政工作，连续任了两任副院长，协助时任院长的晏智杰教授。自2002年起任经济学院院长直到2010年任副校长。一步步走来，北大经济学院与我的生命，与我的成长，的确不是简单的言语能表达清楚的，我敬仰她，依赖她，更从心底爱戴她。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讲我从北大荒到北大，我说看起来一个是荒原边陲，一个是学术殿堂，天壤之别，但对我的影响有惊人的相同之处，那个年代的北大荒人与自然间的争斗之残酷，使得人们首要的是回答如何面对自然，尊重的是在大自然争斗中的强者，因而不太承认人们相互间社会背景的差异；那个时候的北大，人与科学间的对话之艰辛，使得人们首要的是回答如何面对科学，尊重的是在科学探索中的收获者，因而不太关注人们相互间社会身份的不同。北大荒和北大共同推崇着一个事物：公平。我是文革期间随父亲下放到北大荒的，在那儿度过了我的少年并初入社会，在当时叫做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三师20团5营5连做农工。虽不是出生在那儿，但确是长在那儿，直到21岁进入北大经济系。到现在，我真正生长过的地方只有这两处。在北大荒时间不长，却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形成。但真正教我带我长大的地方是北大经济学院，不仅是已过去30多年的时光，而且更在于她塑造了我的品格，赋予了我力量。
其实，我高考报志愿时，报的是北大图书馆学系。因为我不知大学里还设有经济学系，不知道还有所谓经济学这样的学科。那个年代不重视经济，更不重视经济学，再加上我中学读书支离破碎，多有无知。也可能是由于高考考得不是很好，所以被调剂到北大经济系，如果那时经济学像现在这样吸引人，或许就轮不到我来学经济学了。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在北大荒，我不知道大学经济系是学什么的，甚至对通知书上写的录取为“北大普通本科生”的含义也不十分清楚，何谓“本科生”？何为“经济学系”？挺茫然的。
带着这种茫然我进入北大经济系，当时是在大饭厅（现在的百年大讲堂）迎新，刘文忻老师迎接我并帮我把行李送到37楼宿舍。我见她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系学什么”？本科四年真的非常刻苦，不光我，整个77级，整个中国，在经历了文革劫难后，都开始了疯狂的学习和追赶。
刘伟看望陈振汉崔书香先生（2003年）
有趣的是，大学本科四年下来，我们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教科书，专业方面自不必说，没有一本出版的教程，甚至外语课也是老师刻钢板油印的活页，而且是每堂课后发下堂课用的部分活页。有一门课是“世界经济地理”，需要画很多地图等，主讲老师是陆单明先生，讲义是他一笔一笔刻钢板油印出来的，地图也是手工刻画的，真不容易。陆先生的课讲得精彩极了（他已经走了许多年了，前几年他的学生们还聚在一起怀念他，并为他出版了纪念文集，我还受邀为文集写了序）。在当代大学没用过一本公开出版教科书的本科生，可能就是我们了。那时百废待兴，老师们也在准备。但这种状况也从另一方面成就了我们，使我们看了大量的参考文献和教材之外的东西。
刘伟看望石世奇先生和师母
刘伟看望张友仁张秋舫先生
刘伟看望赵靖先生
还有一件趣事，我们全部课程中，几乎没有一门课是由一个老师从头至尾全部承担的，大都是由几位老师合开的。记得《政治经济学（上）》是由萧灼基、傅骊元、王茂根、张秋舫、何绿野等老师讲授；《政治经济学（下）》是张友仁、刘方棫、李克刚、解万英、智效和、雎国余等老师讲授；《当代西方经济学》则是由胡代光、厉以宁、范家骧、刘文忻等老师讲授；《外国经济学说史》是由陈岱孙、靳兰征、晏智杰、商德文等老师讲授；《世界经济》是由洪君彦、张康琴、朱培兴、张德修、巫宁耕等老师讲授；《中国经济史》是由陈振汉、熊正文、李德彬、蒋建平等老师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由赵靖、石世奇、陈为民等老师讲授；《部门经济》是由杨勋、张国有、何凤琴等老师讲授，等等。其他课也大都如此。这一方面可能是拨乱反正初期我们的老师也需要时间备课，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有机会领略了几乎全部当时经济学系的老师们的风采。这里的老师，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真是精彩，个个都有一段吸引人的故事。
先说陈岱孙先生，大家都称他为岱老。出身名门，叔祖陈宝琛曾任过晚清皇上的国师，家族中曾出过二代三人同科中第的盛事。岱老5岁发蒙，自幼饱读经书，旧学功底十分扎实（我曾读过岱老写的一篇散文，题目好像是“闽江号子”，写的是游子回乡，居闽江畔，回想当年的心境，文笔棒极了），后考入清华留美班赴美读书，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清华任教（据说曾获哈佛大学“金钥匙”）。上世纪20年代，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抗战爆发后去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岱老是作为清华大学的接收大员，最先回北平（京）接收资产的。岱老当时曾写信向时任北京市市长的何思源，为清华大学要一块农田作农学院试验用，要成了，就是现在北农大那片地。又要圆明园，作清华大学新校园之一部分，没有要成，为此，岱老曾致信当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表示遗憾。2000年岱老百年诞辰时，在北大召开的纪念会上，清华大学来出席会议的老师还专门从其文档馆里找到了当年岱老给何市长的信，并在会上讲了信中提到的事情（后来，直到90年代初，岱老还曾嘱我可以再以北大清华名义要，若能要下来，北大校园可真就更不一般了）。当时就流传说梅先生办清华依靠“两孙”，一为叶企孙（主管教务），二为陈岱孙（主管总务），岱老不仅是大学者，也是很有行政能力的，只是后来再没显示这种能力而已。岱老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来北大经济系一直到1997年走，期间任系主任，直到1985年经济系改建为学院之前。岱老1949年之前写过不少深刻的文章，特别是批评蒋介石政府的通货膨胀等文章，也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拟聘院士名单上。朝野上下，是十分被人尊重的。岱老的课讲得精彩、干净、儒雅。听得来，学不来。岱老的高贵是令人震撼的。好像是1988年夏天，一天黄昏吧，我和新乔兄（现在经济学院的平新乔教授）在未名湖边遛弯，夜色里看见前边好像是岱老散步，看背影的气度像，但依稀看见穿的蓝色上衣袖子上一大块洗得泛白的补丁，又觉得不相称，那时国家虽还很贫困，但在北大校园里穿补丁衣服的人的确已是很少见了，我们追上去一看，真的是岱老。那块补丁，那份气度，在岱老身上是那么美妙地和谐为一体，当时真令我感动，直到今天也忘不掉。岱老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刚入学不久，代表学校主持接待来访的墨西哥总统，从北大南校门向北走到图书馆东门，我们学生在西边夹道欢迎，那天岱老穿了件黑色呢质中山装，柱一拐杖，陪墨西哥总统一路走过来，典雅、淡定，真是难用语言表达。相形之下，我们同学甚至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这到底谁是总统啊？1997年岱老仙去时，主持丧事的岱老外甥女唐斯复女士曾问我，岱老穿什么衣服走，我给她讲了上边的故事，后来岱老就是穿那件黑色中山装去的。我们去送他，见到的还是那份从容、高贵、安详。这是骨子里的气质，有了这种气质，即使着补丁衣也是任何华丽无可比拟的，即使睡去也还昭示着大雅。去年吧，岱老的后辈写了本传记式的著作，怀念岱老，反映的是从1900年到1952年岱老的生活和事业，取名“孤帆远影”，作者赠了我一本，读下来，故事真亲切，书名真贴切。从1952年直到1978年的20多年里，岱老再没发过学术性的文章和观点，在20多年里“一言未发”的沉默，是一个学者对那个年代的唯一可行的抗争，这才是真正的尊严所在，尽管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但这种高昂支持着真正的高贵。
经济系还有一位很有意思的老先生，熊正文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给我们上课时，但凡提到政府皆称“当局”，提到共产党则称“贵党”，一派老式旧学的学究气。据说年青时曾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做过助手（秘书之类），新中国之后北大重新聘评教授职称时，他由原来的教授被下聘为副教授（好像是当时北大唯一的一位下聘者），直到他前些年以九十多高寿去世时，依然是副教授。熊先生学问做得很执着，他们有一课题组，是做“清实录”研究的，课题组坚持做这一项目65年，文革期间为保护所做的卡片，熊先生等人把相关资料藏在家中地板下，以防红卫兵抄家受损。改革开放后开始陆续整理出版了一部分。前几年过春节，课题组还有三位老先生在世，其中最年轻的殷汉章先生当时也已有89岁，其他两位都在90岁以上（另一位是陈振汉先生，当时93岁），他们还聚在一起录了一段聚会的影像，说是年事已高不能来院里参加会议，自己录了一段片子给大家助兴。课题组的老先生们走时，这个项目大约完成了三分之一，此前90多岁的陈振汉先生给当时的许校长写信，希望学校予以支持这一项目，许校长把信转给了我，我安排了一笔经费和专门的博士后招生计划，由萧国亮教授牵头，从老先生们手里把项目接了过来，主要是从熊先生手中接过他们做的卡片和整理的文献，初时熊先生尚多有不舍，毕竟几乎是一生的心血。后来老先生也想通了，很支持，现在进展顺利，可能再有10年左右能做完项目吧，对熊先生来说，差不多可以说穷尽毕生精力于这一项目上了。现在抱这种研究态度的学者越来越少了，所以我很想借写这篇小文章的机会，说说这件事情。熊先生父辈是晚清的大官，据说做到封疆大吏（山东巡抚），所以家中颇殷实，尤其是很有些字画古董，也有金银财宝，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一些，许多一直未找回，但家中总还是有些底子的。上世纪80年代初，北大国书馆翻修时，熊先生曾捐出过两幅板桥真迹，有人说熊先生是北大首富，我没有考证过真伪。但我的确问过熊先生，是否有人们所说的那些宝贝？老先生没直接回答，只是调侃说，金银财宝是见过些的，那是家父“监守自盗”而来。熊先生极朴素，朴素得让人难以理解，常年穿着打补丁、冼得花白的衣裤，春秋时节还常戴一顶单帽，但帽子顶上是破的，甚至常在垃圾箱里捡人们扔的菜叶，说是洗洗照样可以吃。家里堆的都是书和报，进房间没法走，要跳来跳去找插足之地，乱极了。我真的不知道熊先生为何变成这样？熊先生写一手好字，有一段时间《经济科学》杂志的刊名用的就是熊先生题的字。比当今许多著名书法家要棒。熊先生对当今书画界著名人士也有些评价，记得他曾夸赞说，范曾先生的字比他（范曾）的画要好，但他（范曾）的字不怎么样。
我还想说说曾任我们支部书记的解万英老师，其实解老师不能算做老先生辈的人，他是上世纪60年代初毕业后留校任教的，若还在世，现在也只有70多岁的样子。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从陕西黄土高原考进北大经济系的，农村娃，质朴、耿直、真诚。记得我刚毕业留校时与解老师同在一个教研室，他还任党支书。我爱人从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择业时，初时联系去国防大学任教，解老师的一位大学同学恰在国防大学相对应的部门任领导，为促成进国防大学一事，他带我骑自行车，晚上很晚了去他那位将军同学家，特别热情地向人家推荐，好像还备了薄礼。虽然我爱人后来留在了党校，但我始终忘不了解老师那份热心，特别是在困难无助的时候所给予的关爱，往往是会让人记住的。我这里提到解老师，主要倒不是因为这些事情，而是我感慨和尊重他的信仰之坚定。他受的是很深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对他不仅是知识，更是信仰。在1992年中共14大的决议中，提出我国改革的目标导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统一为一体，这既有悖西方经济学传统，更有悖马克思理论传统。解老师或许是接受不了这么大的转变，不仅是观点上的分歧，而且是信仰上的崩溃。不知究竟是不是因为这，但他的确是看了14大的决议并在登载决议的“求是”杂志封面上，写下类似“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话之后，从学校四教顶楼坠落下去身亡（公安部门鉴定是排除他杀）。当年此事在海内外曾引起不小的振动。曾有北大经院学生们说要为解老师送葬，因为这年头为信仰而死的人太少了。北大经院学生若为一位因不赞同中央的决议而殉命的老师送葬，这可不是件小事。我当时在院里负责研究生学生工作，任研究生工作组组长，所以接通知说，一定不能让学生送灵，特别是不能送出校园。送解老师走是一大早，春寒料峭，我见到了石世奇老师（曾任院党委书记、院长）和周元、智效和老师等。那天早上我去北大校医院太平间为解老师做走前的准备时，我爱人特别嘱我送上一束花，抬解老师进灵车时我在覆盖他的白布单上放了束花，仓促间放得不是很正，智效和老师把花摆正后抬走了。那天，是解老师陕西老家的哥嫂来为他穿的衣服，一对老老实实的陕西农民。我没让解老师的夫人进太平间，她哭得很难过，要进去帮忙，我紧紧抱住她，不让她进去，因为我看过，知道是什么样，我不想让她看见。其实，我是不赞同解老师的观点的，但我忘不了他，因为他是个有信仰的人。你可以不赞同他的信仰，但你不能不敬重他的坚定。
前面讲了我所知道的三位已故去的老师的故事，我是想借此告诉人们，什么是做人的高贵？什么是做学问的执着？什么是恪守信仰的坚定？北大经院老师的故事还有很多，不仅有那些已故去的先生们带走的精彩故事，而且还有许多健在者的故事，相信更有更多后来者创造的故事。囿于笔墨，我不能一一道来，特别是对于健在者，许多我是极敬仰的，他们身上的故事也是极富启迪价值的。今天在这儿，我就先不说了，待有时间，我是想细细说的，不只是怀旧，更是尽一份传送“美好”的责任。
感谢经济学院组织的这次百年院庆活动，感谢借这一活动给我写这篇小文的机会。
201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