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2年考大学，上了北师大俄语专业,课堂学习不怎么费力,课外醉心于外国文学名著和田径运动场。政治课学了政治经济学常识,不喜欢,读不进心里去,完全是应付期末考试,得一个合格就行，做梦也没想到经济学会成为自己日后的主业。
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员，教过语文、政治等课程，做过共青团和教导处工作。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学生无心读书，教员很难教书，所学专业无用，年轻时的理想化为泡影，深感前途一片渺茫，渐渐对未来不抱希望。就这样虚度了近十年光阴。
粉碎四人帮，犹如中国苍茫大地上空响起一阵惊雷，使我的心重新激荡起来，期待着变化发生。还记得，1977年末的一天,突然从中央广播电台传来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的消息,我仿佛听到一声发令枪响,内心好像随之从目标为北京大学研究生的马拉松征途启动。看到招生目录册时，北大当然是毫不犹豫的唯一选择，但报考什么专业，却有点犯难。外语专业不能考，俄语差不多全忘，也不再有兴趣，英语只学了abc,苏联经济不想学。思量再三，选定北大经济系。之后，专业就不用挑了，因为那年经济系只有一个专业方向招生，即“当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批判”。这个专业名称，现在一说起，人们就会发笑。我在选定时，却有一种奔赴双重战场的感觉，其一是考场，其二是战场。那时文革虽已收场，但批判思维并未终结，对资产阶级敌意未除，其时批判一词，毫无褒义而言。
接下来是四、五个月的紧张考试准备。那一年的考研全部由各招生单位自己命题，很少有考五门课的。我报的专业定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英语、数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我在所有科目中都没有优势，有的课程从未接触过。还好，经济学两科都有指定参考书，可以找来学习。没有老师指点，全靠自己理解，加上死记硬背。白天还要工作，只能加班加点。初试在报名地举行，合格者到北京复试。印象最深的是复试，考生住宿于红二楼二层地铺，窗外是秀丽的未名湖，可惜我们没有心思欣赏燕园盛夏美景。复试为两门，一是英语笔译，二是经济学口试。最紧张的是口试，5个复试参加者被考了一天，上午两人，下午三人。地点在四院一个办公室，考我们的老师起码有7、8位，坐了两排，事先不给范围和考题，考官当场提问，问题集中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当了十年中学教师的我，倒是不怯场，有问马上就答，也不管对不对。两个月后有了最终结果，录取3人，而不是招生目录上写的招收5名。幸运的是，我收到了录取通知，完成了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大改行惊险一跳。
1978年的金秋10月，北京的天空一片海蓝，和煦阳光洒满大地,34岁的我到北大报到。终身感恩北大经济系,接纳了我这个俄语专业出身的半路出家学生,给了我再学习深造的机会。当我戴上北京大学校徽时，心中那种激动之情难以言表。非常有趣的是，我们的校徽颜色很特别，其间还有一段故事。北大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500余名，超过2/3是文革前入学的老大学生，年龄都在30岁以上，有的已年近40。和本科生相比，我们这些人年龄大了一大截，行走在校园里，成了引人注目的特别一群。通常，本科生校徽的底色是白色的，教师的校徽底色是红色的。给我们发的校徽与教师的一样，底色为红色。那时很盛行佩带校徽，校徽也是进校门的凭证。这么多带着红色校徽的非教师在校园走动，进出教室、图书馆、食堂，研究生和教师难以区分，似乎不太合适。可能是出于这种原因，大约一个学期后，我们又得到一枚校徽，底色改为橙色，大概是红、白两色的中和色吧。红色的校徽没有收回，于是，我们每人就有了两枚校徽。
刚入校的兴奋很快就平静下来，正常的学生生活开始了。我十分珍惜这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早晨跑步锻炼,到课堂上课,其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图书馆专设一个特别大的阅览室供研究生自习使用，还附有一个小的书库和一间陈放最新图书的小阅览室。这里宽敞、整洁、安静，甚至有一点肃穆的气氛，人们进入后就感到一种无形纪律的约束，连行走、举止都轻手轻脚的，生怕打破室内的安静。
新的学习生涯中最值得谈起的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三个学生有四个共同指导老师，他们是胡代光、杜度、范家骧、厉以宁教授，都是当时国内讲授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他们在传播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做出巨大努力,他们的著作、讲座影响了一代中国年青学子和关心中国经济改革的各方面人士。他们为我们开了西方经济学概论、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数理经济模型、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学说史等课程，还有一些讲座和讨论课。他们把我引入经济学殿堂，带到经济学的广阔应用天地。拜在他们的门下、做他们的学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为我们授课、给我们恩惠的还有不少老师。我们最崇敬的陈岱孙教授在80高龄还为我们讲授经济学说史，我们尽领了岱老的经济学大家风范，为他的讲课丰采所倾倒、被他的人格精神所折服。给我们印象很深的还有樊弘教授,他1925年北京大学毕业,1937-193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曾发表“关于马克思与凯恩斯资本积累、利息率和货币理论的比较”一文。我们入学时,他已年高退休,但主动要求给我们三个研究生上了一堂课，使我们深为感动。据说他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大意是：“凯恩斯知道的，马克思都知道，马克思知道的，凯恩斯不知道”。他给我们讲的内容就是凯恩斯主义研究，功力之深，让我们叹服。我还要感谢靳云汇、王其文老师，他们为我们补了几门高等数学课程，流畅、浅显易懂的讲解风格至今难忘，亦师亦友的关系永生留存。
杜度先生
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与答辩经历也是永生难忘的。
首先是选题。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命中注定，我选了货币理论方向，最后确定的题目是《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这在当时被认为较难做的，我也不知深浅就选了，货币经济学、国际金融从此成为我的主要研究领域。
论文的写作历经了一年多时间。那时我们的专业也由“当代资产阶级理论批判”改名为“西方经济学”了，由于国家处在刚开放年代，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人还很少，可参阅的国内文献寥寥无几。幸运的是北大图书馆馆藏文献还算丰富，加上北京图书馆的馆藏，弗里德曼的主要专著和论文都找到了。接下来便是艰难的阅读研究、写提纲、撰写论文，这一过程中也多次得到老师们的点拨。到第三学年第一学期期末，写完初稿，交导师审阅。春节过后，回到学校，修改论文、定稿，又忙了好一阵。论文长达3万多字，当时打印条件很差，不仅没有电脑，就连中文打字机都没的用，只能靠手写。到答辩时，困难就大了。我们需要交10多份论文，以供答辩使用和图书馆收藏。我们只好用圆珠笔复写，复写两遍，每次用四层复写纸，一共写了近7万字，为了保证字迹清楚，必须非常用力，两天下来，腰酸脖子疼，手指都磨出印子，到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手早已麻木了，这才向椅背上一靠，伸长双腿，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身心一阵舒畅。
接下来就要面对最后也是最难一关论文答辩。我被安排第一个答辩，这是北大经济系文革后的第一场研究生答辩，时间为一个上午。再看看答辩委员会组成名单，叫我既紧张又自豪，委员会有7名委员，包括我们的4名导师和系里另一名老师，外请1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答辩委员会主任是我们敬爱的系主任陈岱孙教授！再说那位外请的社科院研究员，也是很有名气，且很有来头，他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老师就是我的论文研究对象、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让我有些担心的是，我在论文中讨论美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时，和这位研究员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原因是垄断，我则认为是货币供应过度增长，我们使用的统计数据的出处竟然相同。我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但答辩时他会不会给我出别的难题呢？心中有些打鼓。
在答辩前的一个多月里，我天天一早就到图书馆，坐的几乎是同一个位子，冥思苦想如何答辩。我一页页细细重读自己的论文，猜想答辩委员可能提出什么问题，一一写下来,然后做出答案。对论文中一些难点，一遍遍复习，写出回答要点。对论文中使用的数据和出处，反复进行核查。对一些重要公式做到熟记无误。我觉得已准备很充分，只盼望答辩早点到来。
答辩这一天终于到了，场所设在四院一间办公室。我提前早早到场，但秘书比我到的还早。办公室做了简单的布置，特地放了一块黑板。我的两位同学也来了，包括林毅夫在内的几个下一届研究生也来旁听。虽说准备了挺长时间,当真正即将面对从未经历过的论文答辩场面时,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岱老似乎也看出来了，用温和的眼光看着我，带着一丝笑意宣布答辩开始。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胡代光教授在介绍我的情况时，表情似乎也不轻松，我是他指导的第一个硕士生啊。
我对论文做完介绍之后，开始回答问题。答辩方式为即问即答，不给准备时间。第一个提问的当然是外请的老师，我的心也自然地一紧，注意力格外集中，生怕听错问题。好在老师并未要我解释通货膨胀的原因，而问了与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有关的一些问题，倒也不太难回答，我一一作答，还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公式加以说明。老师表示满意。然后，别的老师提问。随着答辩的继续进行，我已不再紧张了，继续不停顿地回答老师们提的各种问题，有的问题还变成和老师的讨论。这时我发现，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也变得轻松了，最后还加入提问者行列，也给我提了两个问题，我更是细心回答。两个多小时之后，论文答辩的各项程序完成，当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通过我的答辩、建议授予我经济学硕士学位时，屋里响起一片掌声，我以深深的鞠躬表示衷心感谢，然后就散会了。那时还没有答辩后请答辩委员吃饭这样一个答谢程序。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做过国际金融教研室主任和经济学院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在指导研究生和教学改革上做了一些工作，有些心得体会。
我对研究生的指导原则是严格要求，真心帮助。这种指导方法贯穿在学生的课程学习、基本训练、论文选题和写作等各个环节。
2009年1月温家宝总理给北大经济学院李庆云教授颁发国务院参事聘书
集自己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的经验，我深知，现代经济学是一门源远流长而又发展迅速的科学，其理论广博艰深，分析工具复杂。打好理论基础、强化基本训练是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必要一环。这一点，就是在研究生学习阶段也不可忽视。基于这种认识，我总是亲自帮助每个研究生选课。除了规定的必修课，还根据每个学生的基础和能力，鼓励他们选一些合适的和难度大一些的课。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就要求自己的硕士生选数学老师开的高级统计学课程，这在当时的经济学院，是少有的。对于经济学专业出身的学生来说，这门课有很大难度，学下来不容易。但这门课很有用，对学好经济计量学课程很有帮助。我的学生都坚持学下来了，不少学生还获得优异的成绩。其中一个硕士生后来到美国读博士，经济计量学课程学起来就比较轻松，成绩也很好，给我打电话时说多亏当时学了高级统计学这门课。
研究生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选题，是一个重要而又困难的环节。有人说，论文选题是学生自己的事，导师不必多操心，我却不这样看。我认为，研究生经过刻苦学习，虽然有了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一定的分析手段，但由于缺乏研究工作实践，难以找到有可能做出成果的题目，非常需要有经验的老师的指导，或在导师的研究课题中承担工作，以取得新的突破。我自己也就是这么做的。我在国际金融领域耕耘了近30年，做了一些有新意的工作，对不少有待研究的问题有自己独有思考，也承担了一些研究课题，可以和学生一起做研究，也能够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论文选题。我的大多数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就是由我们师生共同讨论确定的。
论文题目定了后，并不就是万事大吉了，研究生的论文写作仍需要导师的指引和帮助。在这一阶段，我对学生的帮助是真心的，将自己的研究思路毫无保留提供给学生，帮助学生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难题。例如，我长期从事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发表过有新意的论文。我曾在韩国工作过一年，目赌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其巨大危害，对国际资本流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对中国的资本流动尤其是资本外逃有深入思考。我后来承担了一项关于中国资本流出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便将中国资本外逃作为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并在论文的思路、结构、研究方法、数据的获取和处理等方面和学生细细讨论。经过3年的潜心工作，这一研究获得成功，博士论文和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的其他一些学生也从这种选题方法中获益匪浅。我还在国际货币制度改革、中国利率市场化、通货膨胀的流量分析等方面做过较深入研究，并承担了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国人民银行的研究课题。我的一些博士生积极参与这些课题，成了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他们和我一起讨论，大家相互启发，增加了对所研究问题的理解，也获得了博士论文的选题灵感，进而找到了有可能获得突破性成果的论文选题，有些博士生已得到了出色的研究成果。
我们师生的辛勤耕耘终于开花结果，我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200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和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等奖，我也成为北京大学经济学学科第一位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我所指导的博士生中另有3名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先后获奖，其中一位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二等奖，两位获三等奖。两个博士生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研究生科研十杰奖，其中一个学生还获得北大创新奖，在全国顶尖经济学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被特批留校任教，成为一名很有发展潜力的青年学者。有人赞扬说，中国自己也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博士。
2006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李庆云在欧洲议员会议上发言
全国政协常委在十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开幕前留影
我认为，尽管导师的严格要求有助于提高研究生的质量，但中国的研究生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主要原因在于研究生制度很不完善，在招生、教学、培养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和弊病。要全面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改革势在必行。
在刚留校任教时，我就兼任过经济学院的前身经济学系主任秘书，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的具体工作，对研究生的工作比较熟悉，也感觉到当时的制度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1993年，我担任经济学院副院长、主管研究生工作后，便开始思考研究生制度的改革问题，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经院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同意后，逐步付诸实施。
改革的第一项针对招生制度和方法。当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招生中都存在一些问题，硕士生的主要问题是分专业、甚至分方向招生，考卷种类繁杂，全院多达近30门课，教师出题难度不一，评分标准不一，专业间考生成绩差异大。结果是难以保证招生质量和公平。改革的方法是减少考卷种类，第一步改成按专业招生，第二步改成全院招生，所有专业的考试科目相同，考卷减少为只有5种。博士生的招生存在问题更大，主要是有免试生，考题偏易，专业间、甚至导师间的差异很大。当时有一种说法，考硕士比考本科容易，考博士比考硕士更容易。造成博士生的入学质量更难保证，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课程设置和难度都不易把握，教学质量无法保证。改革的第一步是取消免试生，第二步逐步统一考试科目，提高考试难度。改革的结果不仅简化了考试科目，更重要的是增加了考试的透明度和公平性，提高了入学生的质量。当时一个通过改革后的考试入学的博士生、现已是北大经济学院教授曾发表感慨说，如果不是改革了考试方法，他很可能进不了北大的校门。
改革的第二项是提高教学水平。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全院必修课程不规范、内容偏浅、没有层次，缺乏能讲授博士生基础必修课的教师等。改革的措施是统一研究生的基础必修课，开设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为了解决主讲教师的短缺问题，特请了一些从国外归来、在名牌大学受过严格训练的教授讲课，配以本院有培养前途的年青教师当助教。这些改革在当时的中国高校经济学科是绝无仅有的。结果是基础必修课规范了，课程难度提高了，学生的学习难度和训练强度加大了。这一改革受到大多数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欢迎，使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课程和教学水平大为提高，学生从中收益良多。这一改革当时在校内产生不小的影响。
改革的第三项是逐步完善研究生培养体制。当时存在的问题是硕士生三年期限偏长，博士生三年期限偏短。入学的博士生由于来自不同学校，所受的训练和理论基础差别大，修满学分需要约两年时间，用于做博士论文的时间就不够。我提出，借鉴国外研究生培养经验，直接从硕士生中挑选博士生。经学校批准，经济学院成为北大文科中第一个实行硕博连读的院系。硕博连读的学制为五年，不需要做硕士论文。大多数连读生在两年中就能修满必需的学分，可以有近三年时间用来写博士论文。我本人很喜欢硕博连读制度，我的博士生大部分是硕博连读生，前面提到的四名优秀博士全部出自硕博连读。在挑选硕博连读生时，我坚持透明、公正的原则。在采取全院统一考试方法招收博士生之前，我一方面依据学生的成绩排名，一方面依据由多名不同专业老师组成的口试小组的成绩来决定取舍。录取的硕博连读生有的是我的硕士生，有的是别的老师的硕士生。我的原则是公平竞争，择优挑选。有时不惜忍痛放弃自己的硕士生，而选择其他老师的硕士生。
这些改革的最大受惠者是学生，改革因而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也受到校研究生院的充分肯定。我多次在全校研究生工作会议上介绍经济学院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情况，也在全校新任博士导师大会上介绍培养研究生的经验。
201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