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紧要关头有时只有那么一两步，如果能在这关头遇上贤人圣者，那么命运会整个地改变。遇见陈岱孙教授，考入北京大学，对于我来说，便是这决定性的一步。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就被审查了，直到1978年5月才不了了之。原因是自己思想确实很“左”。审查完后，被分配在上海体育学院教马列理论课。我考过几次研究生，待到录取单位来“调档”之后，都是我的档案被调走，录取的通知也就盼不来了。
1983年，我抱着再试一试的态度报考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专业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岱孙教授。在春暖花开的4月，我接到北京大学面试的通知。由于招生的程序是先笔试，再面试，然后才调档。我知道与前几次一样，面试并不是真正的考验，对我来说，惊涛骇浪是在调档之后。
4月23日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四院117室报到。室内坐着两位老师，一位年轻，另一位是长者，穿着咖啡色的上衣，正在伏案签写一些信件，隔两米望过去，那是一些英文文件。我将复试通知交给那位年轻老师，年轻老师是智效和，他马上招呼我坐下。稍等了一会儿，待长者签完字，智老师轻声向长者介绍说：“陈先生，这就是平新乔。”哦，这位长者就是我来投奔的陈岱孙先生，我顿时肃然起敬，望着这位看上去才60多岁（其实已经是83岁）的长者，在嗓子底里轻声叫了一声“陈老师”。陈岱老挺拔的身子高出我一头多，他目光炯炯，从头打量我到脚，伸出大手有力地握住了我的手，顷刻非常随和地说：“一路上辛苦了，先找地方休息一下，住下再说。”回头便要智效和老师给我与同来面试的谢百三同学安排宿舍。一会儿，厉以宁老师和石世奇老师也来到117室办事，我站在一旁微笑着面对厉老师那深度近视眼镜片后面射出的犀利目光，听着石世奇老师对我们的欢迎话语，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涌上心头，心想：这要是我的家园该多好啊!厉老师笑着对我和百三说：“我想4个月之后，我们又会见面的。”(4个月后即秋季入学)
这就是我在北京大学经济系面试的第一天。
16年后的今天（注：此文写于1999年），我才知道，在117室我所见到的陈岱老、石世奇、厉以宁与智效和老师都在日后的录取关头对我鼎力相救。
陈岱孙先生（1995年）
三天以后的面试是在四院二楼的一间小房间内进行，由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组织，陈岱老、商德文老师、靳兰征老师考我。这与其说是考试，不如说是和气地聊一聊，陈岱老只问我：“马列著作你读过哪些?”由于自己70年代在此方面下过工夫，所以，三句两句就把信息量传递过去了。岱老笑了。接下来问我：“如学经济学说史，你想搞哪一段?”我说喜欢读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即古典这一段，并说自己年龄已偏大。这时岱老平静地说：“今年28岁，不大，研究生这个年龄不算大，好好学，会有成绩的。”并问我，“将来想做什么?”对此我毫不犹豫地说：只想做一名大学教师。考试总共不到30分钟，给我的感觉是一位新来的工作人员到单位报到，与单位的老同志相互认识、了解一番。
在我的记忆里，几次报考研究生的历程，只有北京大学经济系有面试这一关。后来我到美国后知道，录取mba的学生，面试是必不可少的。面试可以降低学校对学生评价的不确定性，降低培养风险。北大经济系当时仍由陈岱老主持系务，录取研究生时增加面试，显然与他坚持有关。对我来说，最后能进入北大，与这次面试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岱老见面之后，我预感到：这次遇见救星了。果然，面试那天下午，我与百三在未名湖畔散步，正好遇见陈岱老走回家，我们停步向他致敬。他走近我，正式告诉我：“你的面试通过，我们已经讨论，决定录取你。”
但是，无论如何，我是不该向陈岱老隐瞒的。回上海后，我就提笔写了一封长信，检讨我在1970年至1976年间走的弯路与错误，也讲述了自己几次报考由于政审关过不了而未被录取的经历，希望能有重新学习的机会到北京大学、到陈岱老身边。此信发出，没有任何回音。我所在的上海体育学院党委组织部鉴于我在那里5年的工作表现，诚心帮我，这次未将原单位搞的非正式档案(又称“运动档案”)寄往北大，只寄了我的正式档案。我的录取政审关顺利通过了。7月初，我正式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被北京大学录取，在原单位引起轩然大波。8月中旬，一位好朋友告诉我：有人在告你，北大已派人来上海调查了。我心里准备着的大风大浪终于来了。我并不否定自己的错误，过去的事实都在那儿摆着，我只想知道的是，像我这样的人是否因为过去的错误而就应该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此刻，我想起了陈岱老那高大的身影与和善的目光，我多么希望陈岱老的庇护！在朋友的资助下，8月14日我又一次登上北上的列车。15日上午10：10下车后直奔北大，进南门已是晌午了。王志伟师兄正在29楼的楼道里用煤油炉做饭，我上前说明了来意，志伟兄关了炉子，带我直奔镜春园。
那是一座多年失修的旧院子，坐落在一个池塘旁，荷花婷婷玉立，荷叶飘散着阵阵清香。几片碎石点缀着直通院门的小路，门旁的信箱上写着“79号甲”。院门虚掩，志伟兄犹豫了一下，这是寻常百姓人家睡午觉的时分。但是，志伟兄还是推开门轻步走进了院子，来到内宅门前，透过纱窗往里看，见门旁的座椅上一位穿着白衬衣长者正在读报(后来我知道，岱老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习惯，是不睡午觉的)，那正是岱老。志伟把我引到岱老面前，他让我们坐下。我急迫地但又尽可能清晰地讲述自己的要求，我等待裁决。
岱老只说了一句话：“你是惊弓之鸟了。”我立刻从这句话中读出了老人对我的全部怜爱!这分明是告诉我：孩子，不用担惊受怕，做错事改了就是，大人给你担着。岱老再也没有多说一句话，站起身来，拨通了石世奇老师的电话，安排我去找石老师谈。石世奇老师是经济系党总支书记。岱老似乎在告诉我：是否录取由北京大学经济系最后决定，不由一个人说了算。
我从石世奇老师家出来，再走回未名湖北岸的镜春园，心情已经放松多了。我去瞻告一声岱老，这次进京见过组织，达到目的，我该立即返沪了。岱老要我坐下来，对我说了一番话：“我自己年轻时做过很多傻事、错事，也说过不少傻话、错话，谁不犯错误?错了，知道了，改就是了，应该有再学习的机会。为了你的录取与否，我们已经两次派人到上海调查核实了，索性乘此机会把问题彻底搞清楚，你就放下包袱一心往前奔，免得以后再折腾。我看这次调查说不定对你是件好事。”老先生此番话是和盘托出了，我诚惶诚恐，惊动了北大这么多老师与领导，不就是为了帮助我这区区一学子吗?
岱老送我到湖边，又继续往西校门走，我再三请他留步，天已经开始黑下来了。我几步疾行之后，猛回头，见岱老高大伟岸的身影仍站立在湖畔的路上。我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向这位圣者鞠躬。微风悄然吹起，我直起身，一片秋叶飘到头上，我正站在一棵大树底下。
我按时到北京大学经济系报到，我揣着一颗异常敏感的心，跨进四院。陈岱老像见其他所有新生那样，只对我笑笑，好像那场风波没有发生一般。系里所有老师与职工，从未在我面前提起录取那件事。在走廊上遇见厉老师，他主动要我修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并且立即领我去查那张卡片。15年后我才知道，厉以宁这位陈岱老的高足，在录取我的过程中使了大劲。董文俊老师对每个新生都乐呵呵的，我哪里知道，董老师就是系里派去上海调查我的两位干部之一。事情过去16年了，回头想想，就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和陈岱老以宽阔的心胸，救了一个学子。
在岱老门内学习，他只管我两件事：选课与论文。这是我人生第二个充电期，我总想多学一些，恰好岱老治学强调“宽口径”与“厚积薄发”，与我当时的想法十分投合。开学后两周，我来到岱老的家，请教如何治学，他用手划了一个“十”字，告诉我一个“十字法”。所谓“十字法”，便是建立一个学问的横坐标轴，以微观、宏观、财政、金融、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为横坐标上的点，再建立一个理论史的纵坐标轴，上从亚里斯多德，下至今天各大经济学家。然后，横纵轴上坐标对应的一点，便是某人关于某个领域的思想，或是某一领域内几个人的不同观点。岱老说：“修课的目的就是建立这两个坐标轴。以后，你能有多大的作为，取决于这个十字架构造得如何。”
这一番话让我连滚带爬，在北大足足忙活了两年。由于我没有上过中学，1979年后只在电视里补过若干数学课，因此在北大补数学课便成了我的一大目标。岱老对此极力支持。他对我谈起了自己在清华上出国预备班时数学基础不好的教训。他在福建英华中学强化数学学习时，上午进初中数学课堂，下午上的是高中数学班，结果闹了个夹生饭，一辈子没有学好数学。谈话间透露无限的遗憾。我在经济系修了5门数学课，每次选课都由岱老签字。岱老告诫我，“趁年轻补数学，还有些成效，年纪一大，就难补了”。我之所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系这个号称 jet（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派的数理经济学堡垒系里攻下经济学博士，得感谢北大经济系当年那几门数学课，当然得荫于陈岱老的把关。
岱老鼓励我修遍各位老师的课，尤其鼓励我去修厉以宁老师的课，由于厉老师与岱老的关系密切，我逐渐地感到听厉老师的教诲与听岱老的指导，实质上是一回事。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在读完厉老师帮我挑选的维纳(viner)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一书之后确定选题的，对此，岱老完全赞同。这样的事我以后在美国再也没有遇到过，一个导师对自己研究生如此放手，让他接受另一位老师的建议，这只有当两位导师对选题的背景知识与内容的理解基本一致，并且两人之间亲密无间时，才能做到。一做毕业论文，岱老就直接给予指导，前后涉及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的十几及位货币理论家，岱老都能悉数道出，使我终生对读英文原著形成了偏好。
论文初稿写出来了，我兴冲冲地交给岱老，满以为会受到一阵赞扬。没想到，两个星期后，老人家批下来了——我的天，黄色的竖行纸二十多页批注，共六、七千字呐。没想到他的推敲比我作者还要仔细。我读了两遍，头一遍令我汗流浃背：第二遍，是在三教通宵教室内，边读边想，我一宿末睡，同时，修改的思路也出来了。我改写三周后，再送上去。一周以后，老人家说：好多了。但是，还给我写了六页竖行纸，这次我心理上也习惯多了，一周后我又改出一稿。三天以后，岱老说：“可以打印了。”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叙述在岱老那里三易其稿的过程，是由于扪心自问：我们如今对待研究生是否达到这般的认真，给学生看稿子，是否像岱老那样投入这么多的时间?13年之后，当我在美国遇到的博士导师也是对我的论文如此挑剔与帮助时，这是一种真做学问的态度。
陈岱老对于有关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意见，是慎之又慎的。我平生唯一一次受到岱老严厉批评是1988年在他家里那时，社会上通货膨胀压力很大，而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不同意政府的紧缩政策的。岱老对我说：“不要再宣扬通货膨胀有理了。”他不让我打断他的话，给我讲了一大段30年代起他便反对通货膨胀，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隐蔽税的观点。我当时与岱老已交往5年了，第一次看到他如此严厉，吓得不敢吱声。90年代我在海外又屡次看到报刊上刊登陈岱老对通货膨胀的深恶痛绝的议论，便体会到这是岱老的一贯的学术观点。我对他这种对真理追求的一以贯之的态度，油然产生崇敬之情。
我于1989年12月底去美国留学。临行前，岱老带给我一纸条，上写着：“家里有一规矩，家人远行，要备薄酒一杯。”那时，陈岱老已从镜春园迁到燕南园55号，地板房，暖和多了。我接了纸条，即去叩恩师家门，谢他的一番盛情，表示我一年以后回来再聚。岱老说：“也好。等你学成归来，我再为你洗尘。”
没想到，我这一走便是8年半，比我在北大待的时间还长2年。这中间，岱老给我来过数封信。1992年夏我放假回国，见过岱老，谈起奥运会，我说要为经济学界拿金牌，这才叫好汉。岱老两次重复“金牌”，笑着说：“好。”他没有泼我的冷水。1993年夏我又一次回国去见岱老，谈起学业，岱老问我几时能完成?我说取决于自己，是想多选一些课，还是直接进入论文?岱老说：“从长远看，早一年还是晚一年回来关系不大，关键是要学好。”并且勉励我要做合格的大学教师。
这一见面成了自己与岱师的永别!1997年7月28日，我从电子信件上获知岱老已于前一天仙逝。一时默默地流泪，彻夜呆坐在计算机房内到天亮，我猛然间觉得内心深处那块净土漂走了。在美国，无论争研究生入学、考q考、考a考，还是做论文，在近乎白热化的竞争中，岱老一直是我心中最强大的精神支柱。我总盼着有朝一日学成回去为岱老斟一杯美酒，哪怕是两人对坐一会，也算是自己对岱老的一点点回报。而现在，岱师未看到学生学成而归天，这做学生的也太磨蹭了。
当我终于完成学业回到燕园时，岱老的铜像已经伫立于燕南园55号门前。轻声推门，一个年轻后生打开门，我一入屋就见到岱老那张慈祥的遗像。想起我15年前踏进他家门的情景，真是无限悲凉。光阴似箭，是啊，岱老走了，我也步入中年了。我是岱老善待过的无数学子之一。我应做的就是善待自己的每一个学生。
写于一九九九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