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春，我来到北京大学任教，一到北京西郊燕园，眼见校园湖光塔影，风景如画，顿觉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迄今倏已四十五年了。索怀往事，感念殊多，限于篇幅，只写下片段回忆。
一
1953－1960年这段期间，我在北大经济系主讲“统计学原理”和“经济统计”两门课程，而且常是同时进行讲授的。从1956年秋开始，我还兼任经济系教学秘书，肩负着教学和行政工作双重任务，因此我的工作量确实是很重的。我日以继夜战斗在教学第一线，学习上孜孜不倦，工作上勤勤恳恳，为党的教育事业和北大经济系的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高等教育全面学习苏联，我教的统计学课程也不例外。1954年这一学年，我每周既要用六小时到中国人民大学旁听苏联专家德米特里耶夫为研究生班讲授的“经济统计”，又需在北大经济系为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生每周主讲六小时的统计学课程，真是边学边教，在教学相长过程中促进了我逐步熟悉苏联统计学，并应用于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当时，我多少也联系中国实际，结合我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些统计资料和制定的统计报表中各种统计指标的计算方法，在苏联专家所讲授的“经济统计”课程教材的基础上，改写编成我所使用的“经济统计讲义”，约有二十余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部讲义已被散失，其实也不十分可惜，因为那时，我不过是“述而不作”而已。
如果说我研究统计学还有一点自己的独立见解的话，回想起来，1957年我写的《关于国民经济中平均发展速度的计算问题》一文[载《统计平均数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问题（统计论文集之三）》，统计出版社，1958]年乃是我感到较为满意的。在那篇文章中，我对计算平均发展速度的几何平均数法和方程式法作了较全面的比较分析，从而提出几何平均数法优越于方程式法的看法。我的最后结论是：“万能的统计方法是没有的。科学统计方法决定于被研究现象的本质及其特点。就某种意义上说来，几何平均数法本身确实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点。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应用这个方法的基本条件——环比速度动态数列具有同质性，那么由几何平均法所求出的平均发展速度仍然有其客观物质性。相反地，平均发展速度方程式法却难免强套数学规律，有陷入形式主义统计的泥坑的危险。”
胡代光先生题字
二
1956年夏，由于接受中央农业部布置的任务，我带领了北大经济系一班学生去到山西省解虞县农村，进行调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我们编写了许多统计报表并作出了一些统计分析。我们所调查搜集的统计资料最后上报了中央农业部，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从事统计学教学中第一次使理论联系实际，同时也是发扬北大严谨求实的学风，体现了教学与实践密切结合。
1959年4－5月，我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两位同志再次去到山西省晋城县周村“七一”人民公社，调查了该社上掌管理区的收入分配情况。通过深入了解，发现该管理区有如下三个问题：
（l）1958年的收入分配未能达到“90％以上的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余社员的收入比上年也不致减少”这项规定的要求；
（2）由于公社化后取消了自留地和社员已无条件和多余时间搞家庭副业，1958年社员每人平均全部收入水平未超过前两年；
（3）1958年同1956年相比较，每劳动力所摊到固定资产增长2.4％，每亩投工量增长20.9％，而每亩耕地粮食产量则只增长14. 2％，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提高速度低于每亩投工量增长速度，因而使得每农业劳动日平均粮食产量降低了8.7％，和每农业劳动力所生产粮食降低了11．7％。由于以粮食生产量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每劳动力所创造纯收入也随之而降低了12％。这些比例关系变化，说明了1958年农业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并未能发挥应有效果，对比1956年，活劳动不仅没有进一步节约，相反地，却降低了劳动效果，因而不能不影响1958年社员收入尚未达到1956年水平。
我根据大量统计调查资料，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一些分析性的意见，于1959年5月9日在“七一”人民公社就地写成了一万多字的《“七一”人民公社上掌管理区的收入分配情况调查报告》，回校后，曾打印出来。然而，由于1959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运动，我的这份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也就只好束之高阁了。
三
1960年我开始担任经济系副系主任，并升为副教授。自此时以后，我在教学和研究方面也转而搞当代西方经济学。远在1956年，北大在国内就最早地开设了当代西方经济学课程，其时，首先担任这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的是著名经济学家樊弘教授和徐毓枬教授，随后在著名经济学家罗志如教授带领下，讲授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共有四至五位教授、副教授或讲师，我分工主讲“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计量学”。60年代上半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下，决定由北京大学经济系罗志如教授负责主编（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一些同志合作）《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全国大学文科开设这门课程的统编教材。这部教材共分五册（即凯恩斯主义、垄断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计量学、人民资本主义），由商务印书馆于1962－1964年先后出版了第一、二、四、五分册。第三分册（福利经济学）本来于1966年6月1日经过大家开会讨论最后定稿了，但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播放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由此，震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形势突然大变，一夜之间，我也被打成经济系的第二号“走资派”；此后两年内，我作为被斗对象，参加了不计其数的大小批斗会，低头、弯腰、挂黑牌、“坐飞机”等，这是通常出席该会的方式。我对“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当时的心情和思想状态概括起来有两点：
（l）总觉得这是一个冤案。我是终日辛辛苦苦，少睡多少觉，少度多少假日，一心一意为搞好经济系教学、研究等工作而尽力，但目前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谁想“复辟资本主义”？一切工作都是依照上级组织领导布置而贯彻执行的，我何罪之有！
（2）“文革”中，不少同我熟识的同志先后自杀了。噩耗不断传来，我自然感到悲伤，但我心想，不管怎样，我绝不能自杀，否则，我本来无罪也有“罪”了。我眼见“文革”那样闹下去，乱得党将不成党，国将不成国，终究不成体统。事物变化总有一个结局。我就是要亲眼看看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收场！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从感性上就觉得，“文化大革命”真是在历史上大闹一场恶作剧；就我个人来说，确有如做了一场噩梦。所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应当的，而且是必须的。
2005年北大经济学院建院20周年庆典
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北京大学获得新生，教育改革工作逐步走上正轨。1977年，我重新担任经济系副系主任职务；197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八十周年校庆大会上，宣布了批准一批被升为教授的名单，其中包括了我。
自1977年以来，我又与其他几位同志共同讲授“当代西方经济学说”课程。此外，鉴于最近四十多年来，西方一些同情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积极开展了对《资本论》的研究工作，他们在研究中结合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情况而提出的一些探讨性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80年代上半期，我就专为经济系研究生班开设“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这门课程，我主讲此课程的目的是明确的，即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很有必要睁开眼睛来认真地、正确地和有分析地看待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研究和评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我们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水平提高一步，并使之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这正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经济理论研究和使理论更好地服务于实践的一项严肃工作任务。
1984年初，经济系主任由我担任，我的主要任务是积极筹建北大经济学院。1985年5月，经济学院宣告正式成立，全院分设经济学系、经济管理系和国际经济系，以及经济研究所等，我担任院长职务。经济学院的建立促进了我们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并体现出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两大类学科的建立和教学并重，教学与科研相互结合，更有利于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才培养的需要。
邓小平同志早就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对提高我的思想觉悟大有助益，对指导我们经济学院教学改革很是起了作用。例如，北大经济学院在修改大学本科教学计划时，最早地将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三门课程来开设；对硕士研究生教学计划，明确规定无论任何专业，都必修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资本论》专题研究”，以及“西方中级微观经济学”和“西方中级宏观经济学”这四门课。（这样的课程安排已延续至今，而且国内其他许多高校后来也仿照开设这些课程了。）在北大增设较多西方经济学课程确是来之不易的。当我们正在进行课程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有段时间，突然由更上级组织派人到北大各系进行调查，最后由调查者向我提出疑问，要我考虑是否存在办学方向问题，我当即回答予以否认，因为我觉得这样提出问题，正是过去“左倾”思想的重现。又如80年代中期，有些高等学校因仿照北大增设了较多西方经济学课程，便受到批评指责，甚而决定停开西方经济学课程，担任这些课程的教师也在情绪、思想上紧张起来了，有的教师或打电话或写信来询问我：“北大将如何办！”我即回答道：“还是任随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胡代光和学生们（2005年）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听说，1983年初，在一个全国性座谈会上，有人反映说我说过“不懂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人，不能到北大经济系来工作”。反映者是以此作为我的一个错误言论而提供这一情况的，转告我的人还担心我会“背上思想包袱”，劝我“不用紧张”。我听后，却坦然置之一笑，因为我不仅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而且我想，即使我真的说过这些话，那也是完全正确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正是最懂得他那个时代和以前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伟大学者和革命家，所以，他同恩格斯一起才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今天，我们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懂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确倒是很难想象他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密切联系实际，实事求是，通过实践过程不断发展的。我认为，我们必须从“左”、“右”倾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解放思想≠思想自由化；马克思主义≠神学。只有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处理好这两个不等式，我们才能很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欣逢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刻，我写下以上的片段回忆，意在有助于吸取以往经验教训。现在，我们要学习好贯彻好党的十五大精神，那就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定必胜信念，为把北京大学真正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胡代光先生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