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
黄 兴 经济学院2014级本科生
吴岑琛 经济学院2014级本科生
陆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989级本科生，经济学博士。先后就学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自1995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曾在英格兰银行中央银行研究中心、澳大利亚财政部财政政策司进修、工作，并获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学者。
现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中国金融学会秘书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11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
编者按
陆磊师兄在从业的20年间，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高校等领域工作，并在每个领域都有了非常卓越的成就。另外，陆磊师兄于1989年这一特别时期进入北京大学，在求学过程中也有了非常不同的经历与感触。
谈及动荡之后思想更为开放的校园生活，谈及二十年来丰富的工作经历，谈及对教育的独特看法及自身理解，陆磊师兄娓娓道来，我们也感触颇深，学习颇多……
（一）求学燕园，传奇经历
1.特殊时期，坚定选择北京大学
我认为所有人上北大都是个传奇，能够到北大读书的人都是有很强的目标感的人。我于1989年进入燕园，那是很特殊的一年，由于发生了暴乱导致招生人数锐减，由原计划的一千五六百人削减到734人，而且这些人都要先去石家庄陆军学校军训一年，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求学经历带有传奇性的地方之一。当年可以报两次志愿，考前一次、考后一次，首先是因为招生名额削减，其次是不知道去哪儿报道，没有通知军训一年，而是通知报道地点待定。所以说我们那级学生面临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有着茫然无着落的感觉。
但是我还是坚定的选择了北大，我觉得自己非常喜欢这所学校。虽然之前并没有来过燕园，但是却早就从很多地方了解了这所学校，并对其心驰神往。首先，在当时的历史书中提到的学校只有这一所——国立北京大学。另外，这些历史中所述的北大精神、北大人的作为让我非常向往。
选择专业时其实并不是很了解经济学，那时的经济学更像是哲学，并感觉经济学跟物理学相似，都是做研究的。另外，当时的想法是应该学点和高中不一样的东西，因此选择了学经济。
1990年，军训结束我开始进入北大学习，刚入学时非常如饥似渴的想学东西，而且对同学很“恐惧”，因为他们都太优秀了，不清楚自己会不会掉队。
2.渴求知识，“追学术明星”
当时的老师和我们说，在学业上，地市级的第一名只能是代表你的过去，并不意味着未来你也会是第一名；不要轻视以单一指标评判出能力比较低的人，要有多方面综合能力的培养。所以在大学中，我并没有选择完全闷头学习，只读书本，而是最热衷于和学术明星交流。
当时大家都会去“追学术星”，像“京城四少”——刘伟、樊纲、魏杰，最后一位有的说是盛洪、有的说是郑也夫、还有说是贝多广。而刘伟老师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一位，当时大家都非常希望听刘伟老师给我们讲东西，他当时教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会用比较西方的方式讲均衡论，我们都以与刘伟老师面对面学习为时尚。
当年林毅夫的第一场演讲也是我们邀请并由我主持的，主题是：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而讲农业经济学、人口、中国的赶超战略之类的都是后来的题目。在台上他说：“我就好比金庸小说里的武侠，上山练剑十年，现在仗剑下山，以横扫江湖。”让我非常震撼。
后来樊纲的演讲也是我们去请的并且由我主持的，听后我们都表示意犹未尽。因此，为了能邀请他继续参与我们大学二年级、三年级的学术活动，我们自己买了聘书，在土豆上刻了印章，印了聘书送给他。
3.恩师教诲，解做人之味
首先，我认为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陈岱孙老师，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大一新生的开学典礼他必定会来，平常也会到学生宿舍去，特别喜欢和学生交流。他曾说，如果你想抽烟你就抽一只，说明你身体需要；如果你不想抽烟就说明你身体不需要。抽烟不是好事，他这么说在我理解有这么几层意思：第一，做人不必苛求；第二，做事要论道，顺其自然；第三，做本职就要做好。他是经济系主任，但并没有什么著述，只是把教学做好。他对我的影响不在于他给我上过某一堂具体的课，而是只要他出现在四院（北大经济系所在），我认为我们在四院就有灵魂。
另外，大一下学期教我们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部分的萧灼基老师也给了我很大影响。由于班里人很少，萧老师采取小班教学的方式，大家围着桌子而坐，这样不像大班教学中有交流屏障。后来我做了大学老师，也觉得大班教学中老师和学生间很难交流。此外，他教学的内容很开放，他给我们讲香港1990到1991年是什么样子。那时候不像现在是互联网社会，美国、委内瑞拉什么样子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知道，那时候我们不清楚外面的世界什么样，这方面的介绍让我们开阔了视野。
不过要说让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秦宛顺老师，来自数学系，那时在经济学院教中级和高级宏观经济学，这些课程当时只面向研究生和博士生。他的夫人姓靳，并称“秦晋之风”，后来转到了光华管理学院。他从大一开始教我，讲一元微积分。后来我在人民银行五道口金融学院读博士时，他讲授高级宏观经济学，他的夫人讲授计量经济学。他给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他总能把复杂的东西用简单的语言表述出来。大家都怕数学，至少是怕数学在经济学之中的应用，再怎么厉害的学生也只是了解其中的一部分，比如拓扑学、混沌学，你了解一元微积分，未必了解动态优化。然而当你学通了，所有都可以解决掉。他对我的影响就是，在以后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遇到什么难题的时候，我都可以冷静下来解答。
陈岱老教给我们的是精神，而秦宛顺夫妇教给我的是方法论，告诉我未来怎么做。因此，我后来走入社会，无论是在中央银行、还是商业银行、还是投资银行、还是大学工作，一路走来，遇到问题或质疑难以解答时，都是一种不怕的态度。因为有方法论的支撑，复杂问题简单化，我才能找到逻辑。后来，我无论是工作在外回北京时，还是回北京工作，都一定要先去看看老人家，一起吃个饭，感觉很亲切。
（二）丰富从业经历，机遇与努力
1.多种领域，丰富的从业经历
在职业的选择上，我从来不选择做学术。在我大学的班里，做学术的有两种人，一种人选择留洋，现在还在国外的大学做教师；另一种是大学期间很崇拜某个老师或某个研究方向，在校读研，之后留校当老师。然而我是想出去，离开校园，没想过做研究。
由于成绩还可以，我的第一个工作在人民银行。但是到了人民银行之后我被迫做研究，其实做学生时并没有想过做研究，只是学习技能，以技傍身，选课也选的实用型课程，如国际贸易、管理会计、市场营销等。上面所说的崇拜学术明星也并不等于我想成为学术明星。然而后来我被分到了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但是我当时很想被分到非银行金融机构司，因为感觉那里能够赚钱。但是对方说我名校毕业，这是对我的重视，很多提改决议的作者和名人均出自该处，很多行长亦是此处主任出身。经济金融处工作非常庞杂，而我进入该处后就想做好，于是没人愿意做的我来做，所以就恶补知识玩命学习。于是就很快的了解了经济金融在实际操作方面的知识，并且成为了这些领域可以说话的人。
因此，最初在人民银行的这段经历总结起来，这么玩命努力的内因是：这是被逼的，因为做了就要做好；外因是：工作本身的高要求。这些内容在高校里都不能够了解，在高校中了解的是价值观和方法论，而在工作中是去做一件又一件具体的事儿，二者结合的同时，学术造诣也会提高。开始以问题为导向，慢慢的就成长了。
不过后来感觉自己在这个领域做到了天花板，就想换到其他领域中做做，于是决定去商业银行中体验一下，就去了招商银行深圳总行的研究部。2003-2005，人民币币值稳定，一美元等于8.276元人民币，然而中国城市涌涨，出口越来越多，外汇储备越来越多，人民币有升值压力。我们当时就做相关的研究，替领导做决策，告诉领导在2005年6月之前人民币不会有任何升值，由此研究而进行操作，带来了6个亿收益。这巨大的盈利证明了研究思想在商业银行中也能创造巨大的价值。之后我在招商银行做到了无论是计划资金，还是风险管理，还是资产配置会议都让我参加吧，发表决策性建议。
这样，我认为自己在商业银行领域又做到了天花板，故想做纯研究，然后到了中山大学管理学院。34岁的我直接当了教授，在这里教书、做研究、发表文章。
但一年之后，我发现综合性大学的金融学往往较弱，于是去了广东金融学院，理想就是广州市所有经济政策必须从这里出。最后在我的努力下完成了这个目标，于是在这个地方又做到了天花板。
此时突然告诉我让我回北京，我对妻子说我的全部人力资本都是在北京积淀的，北大给了我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央银行积淀了事务性的处理，在之后都是将这些积累发挥到极致，是剩余价值的榨取。因此我对北京这个“老东家”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于是我选择回到北京，开始了现在的工作。
2.是否还会有天花板？谈谈未来
关于未来，假如我是60岁或者65岁退休，我还有十五年或者二十年去工作。在这十五年或二十年里，我还是要认真工作。
工作结束以后，我希望退归高校做老师，因为我在广东经济学院和在中山大学期间，最让我高兴的就就是培养一个又一个年轻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既定划分，我是70后，还有80后，以及你们90后，还有00后。我们总是把人的思想、层次、意识这么划分。我倒要反问，为什么我作为70后能跟25岁拿到哈弗大学博士学位的陈岱孙老先生深交。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代沟。只是年龄越大越封闭，故这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打开自己封闭的心灵，和年轻人交流。
我们总是说，现在的年轻人不灵，做出这个判断有论据吗？ 2005年开始我在高校做老师，教的是87、88年出生的学生，不存在沟通障碍。一直到我在广东金融学院当了校长，给学生签发文凭，我看到学生大学四年没有虚度，我便觉得很满足。至少学生和我以及教学团队一起学到东西了，并且学到的，不简简单单是知识，学到的可能还有价值观：你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他人与社会。
3.北大之风，奠定教育理念
北大期间的小班教学模式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因此我刚到广东金融学院时，就提出要创一个实验班：通过选拔，选出有志于做金融研究的十几个学生。和他们，从基础的经济学，到专业的金融学，到前沿的风险管理进行探讨。我要办小班教学，就是希望可以深入的与学生交流，向在北大时接受的教育那样。
广东金融学院原来是个专科大学，后来成了本科大学，我增加了硕士点。一届学生只有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就是革命的种子，要好好培养。所以每一个人我都要亲自去面试。
学校好比一个家庭，虽然穷，但不意味着不可以往富里经营。所以我在大会上当着教育部与教育厅的领导这样讲到：“给我们一百年我们也做不成北大清华，因为这是需要文化积淀的。但是，你给我十年到十五年，我可以把这所学校变成金融实务领域的最好的学校。”但是历史没有给我机会，我做了三年校长就离开了，我还差十二年。
做到我说的目标很难吗？其实并不难。做大学校长有两件事，第一寻找资源，第二引来人才。寻找资源，获得支持，省政府、金融机构给钱给、给资源。有了这些便可以找全世界教金融的教授，若他不愿意全职，就请他来一个学期。我相信他只要来一个学期，只要我还在，他就离不开了。我会让他非常舒服，非常有成就感。我可以给他配最好的团队，我可以给他找国外的博士生来做助教。想要做到这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不能有私心，就按照办学的最基本的理念去做，一定可以成功。我们达不到北大清华这种综合性高校的水平，但针对专业性，让整个江湖不敢轻视我们这所院校。这能做到，而且并不难。
4.被动做行政工作，不忘初心
正如刚才所说，我开始工作后做研究是被动的，到了广东金融学院后做行政也是被动的。当时我做了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所主任，这是我设立的科研机构，给广东省出谋划策，做得不错，最后成了广东省委政银室地联系单位。只要他们经济金融方面的问题，必须我们派人出席。第二年我又接任了学校的华南经营所所长。
由于干了这两个职位，2009年春季时，校长希望我成为校长助理，协助校长管理科研。我心想：这不算做“官”吧。于是我便和校长协商，同意我可以不开办公会与党委会等，按原来做研究时继续工作。校长还答应让我继续到处讲学、进行学术交流、给学生上课，于是我便答应了。担任校长助理是省委组织要来考察的，但我觉得这不算是“做官”，便没有放在心上。
半年后省委通知我担任学校管理科研的副校长，之前校长答应我可以不开会，不参与决策，一心搞科研，所以我还是答应了。不到一年，校长调任广东财经大学担任校长，分管教育和金融的副省长找我谈话，最终我便同意任职。由于担任副厅级干部年限不够，我先担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代校长，一年后，担任副厅级干部满两年，转为正校长。
从一开始，我对这件事并没有期望值，我期望的是闲云野鹤一般。这是北大人共同的特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尊重别人的想法，对自己，要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对我，如果我是在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我肯定不会答应担任校长。因为当时我所在的学校学科建设非常弱，这是北大人另外一种“振兴中华，舍我其谁”的情话。如果学校很强，那就不一样了。如果学校弱，你就应当勇挑重担，把它干起来再说。做了三年，完全是被动的。做校长就应该做校长的事，不能光顾着自己做研究。但是我还是坚持了一条:我必须要给学生上课。
（三）几点期望，愿后辈铭记
首先，我认为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对知识的渴求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最重要的。无论是人文社科的只是还是自然科学的知识，都有一个共同点，都试图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能够多知道一点，这才是学习中、做学问中最重要的。
第二，对待自己是不重要的。因为你天然会对待自己好一点，但是如何对待别人，对待这个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学的是人文社会科学，这句话可以不对物理化学系的学生说，他们对待物质世界是最重要的，但我们对待的是精神世界。人最根本的交流我们往往把它外化成社会的交流，其实应该是精神交流。比如说为什么有的人管理成功，有人不成功？很多人试图写管理方面的书，但这是有问题的。如果真的把它作为圣经进行管理，并不会有什么效果。举个例子来说，中国的企业是按美国式企业更加宽松的管理方式更好，还是按日本非常严格的管理方式更好？这些都有成功与失败的反例。自然科学只要控制外部条件重复实验会得到同样的结。但是人文社科不是。这就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真诚。你能够善待他人，哪怕受到一定的碰壁与委屈，但是别人一般会善待你。
所以我最担心的一点是，年轻学生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能得到什么，而不是想到我们能为他人做什么。这并不是让大家学雷锋。站在经济学的角度，你首先想到为他人做点什么，你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在一个理性世界中，你如果只想着自己得到什么，别人也很理性，就会迅速瞧不起你的为人。你的提拔重用、上升通道就被堵死了。如果你首先想到为团队做些什么，你很可能得到更多。大家就会喜欢你，就会尊重你，觉得你有献身精神。实际上，献了半天身，结果一点都不耽误自己。
在一个精神世界，你要学会精神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与社会之间的交流。而所谓的领导能力、领导学是最后才自然而然领悟的，而非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孔子有句话，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了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挥洒自如。我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只是在观察了解后觉得有所启发，希望把这个启发带给师弟师妹们。
最后，我还想再次强调，学习的好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学子。但是，要有更广的视野、更高的高度，要把各种各样的、纷繁错杂的、好玩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及自己人生的现象尽快解决，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