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5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首届博士生论坛在经济学院储吉旺报告厅举办。“人口、资源与环境学”专业共有8位博士生在本次论坛中作学术报告。本文梳理了他们的主要观点（上篇），与读者分享。
2016级博士生李亚楠：健康与经济增长——基于环境污染的视角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收入水平与健康有高度的相关关系，一般来说，富裕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更长，婴儿、儿童、孕妇的死亡率也更低。从时间序列维度来看，1980年前，我国居民的人口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等指标均得到了巨大改善，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在1990-2018年，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幅度非常大，但人口的预期寿命增幅却相对较小。从横向数据对比来看，邻国日本、韩国在经历相同预期寿命的增加幅度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却不到我们国家的一半。从国内省际地区的健康和经济增长情况看，富裕地区的预期寿命增幅小于贫困地区，贫困地区的人均gdp增幅却并未表现出比富裕地区经济增长幅度高的趋势。
针对我国各地区健康改善和经济发展存在的不同步现象，李亚楠在消费者微观选择的经济基础上将环境污染、劳动者的健康以及资本结合起来，建立了包括资本品部门、消费品部门、保健部门、环保部门和教育部门的五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并使用参数设置和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各变量的稳定状态进行了讨论，分别给出了消费者健康需求增加、外在技术进步提高、政府加大治理环境投入和教育部门影响效率增大时经济系统中各变量增量的动态变化轨迹。
李亚楠选取了人均床位数和死亡率作为人口预期寿命的代理变量，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做了研究和探讨，并按照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高低将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分阶段划分为四类经济发展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我国各地区居民的健康均起到了积极的正向影响；环境污染对高收入地区的负向影响高于对低收入地区的负向影响，高增长率地区的负向影响高于低增长率地区的负向影响。此外，基于宏观理论和微观博弈的分析表明，对企业征税时，对环境污染排放的控制效果更为显著，但从对经济运行造成的负向损失来看，对消费者征税对整个经济的运行损失相对而言小一些。
评委老师对该研究的方法选择、政策含义和局限性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并针对跨国固定效应、预期寿命的代理指标、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识别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2016级博士生刘祎芳：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境内增加值能源成本的影响
刘祎芳指出，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形势带来了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张，各个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带来发展契机的同时，也承担了呈指数增长的能源消耗与环境排放。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不仅决定了其在全球贸易中的获利能力，也导致了贸易背后环境成本的不对等。在贸易全球化和低碳全球化的矛盾下，衡量单位经济收益的环境成本，实现同等收益下的环境消耗最小化是更具公平和效率的目标。
刘祎芳在分析已有文献后发现，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本国环境和经济的影响是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隐含要素追踪和基于面板数据和价值链测度的回归分析，方法上大多以贸易隐含能源消耗总量来衡量环境效应，同时没有考虑不同贸易模式和能源消费的异质性，指标构建的准确性上也有待完善。针对以上不足，她对已有的生产分解模型进行了发展，并基于wiod数据库，测算了2000-2014年42个国家“国内消费驱动”“最终品贸易驱动”“中间品贸易驱动”和“复杂全球价值链驱动”四种模式下，各国每创造单位经济收益所付出的“本国能源消耗成本（dev）”这一核心变量。通过模型结果与回归分析的结合，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的前后向参与度对不同贸易模式下dev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研究中对本国能源消耗成本（dev）的测算显示，wiod国家的出口贸易呈清洁化趋势，但其存在明显的国家异质性和部门异质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用高额能源消耗换取了较低的增加值。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对不同路径下的环境成本具有显著影响，前向参与度的提升将显著减少dev，且其影响程度随着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深度的增加而逐步提升；第二，前向参与方式对国内需求下环境成本的影响程度高于外需网络下的环境成本，后向参与则对外需网络下的环境成本影响更大；另外，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dev的影响也存在经济发达程度和资源禀赋差异引致的异质性，该结果在考虑了内生性和测量误差等潜在问题后依然稳健。
报告过程中，参会师生与刘祎芳就理论模型设定和实证方法选择中的个别细节问题展开了讨论。王敏认为，文章中对原国家环境成本的分解模型的修改仍有待改进之处；刘政文建议在回归模型中同时放入更多全球价值链参与变量来减少遗漏变量偏误，或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效果更佳。
2016级博士生石琳：从以地谋增长到以地谋服务——城市土地非市场化的动态机制研究
石琳指出，目前城市土地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配置经营性用地的土地出让上，对于配置非经营性用地的土地划拨缺乏关注，而后者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到2017年，城市建设用地供应中划拨占比已经超过60%。为填补已有研究的空白，他对土地划拨供应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
石琳运用272个地级以上城市土地供应的宏观数据和土地市场外的微观地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地级市的划拨用地供应占比与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并未呈现出预期的倒u型关系，一个重要原因是交通运输是划拨用地的主要去向，在大规模基建热潮中各地区的异质性不明显；（2）2009年后经济发展程度越发达，地方政府配置给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用地面积越大，但幅度明显不及交通运输用地，这表明随着经济水平提升，地方政府会加大医疗、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品投入，但对交通运输等经济性公共品的“热情”明显高于前者；（3）划拨占比与土地财政依赖度高度正向关联。地方对于土地财政依赖度越高，则越有可能倾向压缩划拨用地指标。
报告过程中，参会师生与石琳就数据细节、计量模型构建与实证结果等多个问题进行了互动和讨论。王敏表示我国土地管理的法律历史也非常重要，研究土地的市场化改革不能脱离立法层面的讨论。刘政文就计量识别方面给出了建议，她指出宏观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一样，都需要考虑时间趋势的问题，另外，文章的因果识别存在较大的内生性问题。各位老师还着重讨论了文章的机制识别漏洞，建议将地方政府在土地供给中的决策作用考虑进去。
2017级博士生王晶：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与转型升级
王晶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她指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资源开采进入末期阶段，城市发展面临资源、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发展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型产业比重较大和体制机制落后等历史遗留问题，导致资源枯竭城市的转型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为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公共保障能力、助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自 2007 年我国颁布《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若干意见》以来，我国分三批（2008年、2009 年和2012年）确定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因此，探究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政策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就业结构优化、产业体系升级等方面的实施效果，客观评价资源枯竭型城市财政补贴政策，对于加快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升级、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王晶展示了受政策冲击城市与对照组之间的典型事实，并解释了其含义。在实证分析中，使用双重差分法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政策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了检验；她进一步验证了该政策对城市转型升级的显著促进作用。最后，王晶介绍了文章的异质性检验部分，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类型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差异。
报告过程中，参会评委老师与王晶进行了充分的互动交流，就政策背景、模型控制变量选取、双重差分的平行趋势检验、机制检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供稿单位：资源、环境与产业经济学系
供稿人：郭雨蕙、刘睿媛、吴宏慧、李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