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和目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谋”往往代表的是运筹帷幄的最高策略，例如《孙子兵法·攻谋篇》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旨在促进和加强各国各地区发展的相互对接与联系，是谋全球的共同发展与繁荣。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观在新时代的创新。
具体而言，“谋复兴”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框架可描述为“一根本、三支柱”。“一根本”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指导和顶层设计；“三支柱”分别是学术层面的经济学思想和智慧、政府层面的经济政策体系、社会层面的经济价值观。
要充分认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特征，充实“谋复兴”在经济方面的框架的内涵和外延，就需要从复杂的历史时空入手，特别是要向中国和世界的数千年文明史求取可鉴之处。纵观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简单地举出四个基本事例，简称为“deet”。其一“d”，经济史上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这是国外学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分流？希望藉此探讨农业文明背景下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工业文明之后中国与欧洲发展趋向大相径庭的原因。其二“e”，经济现代化与经济学（economics）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在空间上的高度一致性。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相继崛起，西班牙、葡萄牙曾占有世界的大量财富，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英国人李嘉图年幼时却到荷兰学商业。但第一次工业革命却不是发生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这些国家，而是发生在产生了古典经济学的英国，农业文明开始转化为工业文明，经济现代化的序幕从此拉开。此后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相继发展起来，与经济学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不无关系。近代中国的经济学就是从日本传入的。世界经济现代化格局与经济学产生和发展在地理空间上的高度一致性，难道是偶然的吗？其三“e”，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中世纪，很多世俗的行为包括逐利的商业行为并不被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同；随着宗教分裂以及后来的宗教改革和新教伦理的发展，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世俗行为也因此找到了所谓的道德的制高点和心理驱动力。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这一问题有着世人皆知的论述。其四“t”，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辉煌成就，创造了令全球瞩目的奇迹，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思想（thought）的变革。改革开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其中包含诸多影响因素，但思想变革的作用始终是引领性的、奠基性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遵循着两大主线，一是持续的经济理论创新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改革，二是对经济全球化潮流的主动适应和积极参与，二者是一致的。围绕这两大主线，中国经济依次解决发展道路、发展体制、发展质量三个问题，从而不断找到发展的新突破口，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新“红利”。就高质量发展而言，无论是五大发展新理念的提出，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都说明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不能仅仅追求数量的扩张，更应追求质量的提升。往上追溯，要解决好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就必须先解决好体制之争，使经济达到一定的发展规模；要解决好体制之争，就必须先解决好道路问题。这就是历史的逻辑，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学理意义和实践价值所在。
道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贯穿了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前期。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在经济思想上的集中体现，主要就是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下的发展如何认识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商品经济确实与资本主义存在着最终的、必然的联系。首先，在《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思想，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虽然一开始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是前资本主义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但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最后阶段必定是资本主义，换言之，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其次，马克思在对其他理论的批判中表达过类似观点。他在对蒲鲁东思想的批判中指出，不存在既消灭资本主义又保留商品生产的情形。再次，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取消了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存在。例如《法兰西内战》中明确表示，未来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和控制全国生产，从而在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痉挛现象。恩格斯也认为，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会被消除，生存的斗争随即停止，此时人类才在一定意义上脱离了动物世界。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与理论，对于苏俄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商品经济的认识，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说：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反映出列宁当时对小生产、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警惕与担忧。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同样经历了对发展商品经济认识的曲折和反复；直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是对经典理论的巨大突破，使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迎刃而解，为下一步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理论上的伟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产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历程的三个重要维度。第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一以贯之的崇高宗旨与追求。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第二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就源于问题导向。马克思在大学期间读的是法律，并对哲学、历史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后不久，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遇到了“林木盗窃法”、摩塞尔河流域农民破产等经济问题，对于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催生了他此后的经济学研究和理论体系的创建。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的经济思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和考察以及文献研究，尤其是1843年至1858年。因此，实事求是、以问题为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中国化实践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旨在探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追求人类社会的公平，探寻人类社会的最高利益。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哲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价之宝。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往往更加注重数学方法的应用，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重要性，存在着培养经济学“工匠”的现象和趋势，这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经济学的本质和初衷，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总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学领域提出的最伟大的思想成果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入推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相信中国学者将提出更多具有本土特色和气派、国际水准和影响力，解决本土和全球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理论。
——本文即将发表于《经济科学》
2021年第4期建党百年笔谈专栏
崔建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从事教学、研究与管理工作30余年。
供稿：《经济科学》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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