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1-22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功举办了“策略性信息传递”国际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到多所著名高校博弈论领域的顶尖学者，围绕“策略性信息传递”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研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锁凌燕副院长主持了9月21日上午的研讨会。来自美国西北大学的wojciech olszewski教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系peicong keri hu博士及复旦大学经济系章奇教授分别做了“一个关于迭代序列收敛性的结论及其在最优反应动态调整上的应用”、“同时披露信息对序贯披露信息”和“隐藏信息、授权与棘轮效应”演讲。
锁凌燕主持会议
wojciech olszewski是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和经济系双聘讲座教授、全球顶尖经济学刊物《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副主编。olszewski教授在演讲中指出：迭代序列收敛性定理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即当迭代函数f : [0, 1] → [0, 1]递增时，迭代序列收敛；进一步地，若函数f连续，则该序列将收敛到一个不动点。olszewski教授将这一定理推广到了多维空间的情形，即f : s ⊂[0, 1]n →s。olszewski教授将推广后的迭代序列收敛性定理应用到了vincent p. crawford 和 joel sobel在1982年所提出的 “空谈博弈”模型以寻找该模型最优反应动态调整的收敛值。推广后的迭代序列收敛性定理应用非常广泛。例如，它可以用于霍特林模型、双寡头模型等其它经济模型。
wojciech olszewski教授发表演讲
peicong keri hu博士在演讲中讨论了当存在多个信息披露者的情形下，同时披露信息和序贯披露信息对信息接收者最终决策所造成的影响。在一个决策者可以接触到多个专家（顾问）的环境中，尽管专家们掌握完全相同的信息集，但专家们不同的利益偏好决定了他们会披露不同的信息。专家们所披露的信息量越多会给决策者带来更多的效用。hu博士指出，同时披露信息情形下通常存在多重均衡，迭代删除弱占优策略后剩下的唯一均衡对专家来说是最优的，但对决策者来说并非最优。当决策者可以依次咨询专家时，若决策者能够选择咨询顺序、能够多次咨询同一专家、并且决策者可以做出何时结束咨询的承诺时，则序贯信息披露可以实现和同时信息披露完全相同的结果。然而，若以上三点不能同时保证时，相对于同时披露信息，序贯披露信息给信息接收者会带来更差的结果。
peicong keri hu博士发表演讲
章奇教授在演讲中基于苹果公司创始人和董事长史蒂夫·乔布斯和当时的百事可乐总裁约翰·斯卡利的案例，分析了企业内部的最优授权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章奇教授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授权中可能出现“分离均衡”、“半分离均衡”或者“混同均衡”；当“半分离均衡”或“混同均衡”实现时，棘轮效应就会产生，从而不利于企业实现良好的绩效。
章奇教授发表演讲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陈仪院长助理主持了9月21日下午的“策略性信息传递”国际研讨会。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林毅夫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政文博士和香港科技大学wooyoung lim教授分别做了“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及其对当代经济学的启示”、“禀赋、技术选择和产业结构变迁”和“非贝叶斯更新下的‘空谈博弈’”的演讲。
陈仪主持会议
在主旨演讲中，林毅夫教授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过去7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为现代经济学带来诸多启示。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应时代发展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出了一个新的子学科——发展经济学。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现在称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应该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建立先进的现代化大工业。“结构主义”认为这是市场失灵造成的，从而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进口替代方式发展现代化产业。
1978年底，我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转型。我们的转型并没有遵循当时国际上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推行了渐进的双轨制改革。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的主流思潮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造成各种扭曲，经济发展不好是由于“政府失灵”所造成的。从经验实证来看，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效率确实不如发达国家那样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以，转型的目标是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按照当时的主流思潮，要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就必须建立起市场经济所必要的制度安排。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根据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形成了后来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转型要成功就必须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而且这些必须同时到位转型才能取得效果。
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可以说，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的现象。如果用现有的经济理论来看中国，可能到处是问题，因此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稍微放慢一点，在国际学界舆论界就会出现“中国崩溃论”，但是实际上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还创造了奇迹。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需进一步探究其道理。
在主旨演讲中，林毅夫教授特别强调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并指出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方向。从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在发展方面按照主流理论设定政策的国家基本都出现了问题，而中国违反了主流理论却实现了快速发展。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差异是条件不同的内生结果。第一阶段的发展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但是该理论忽略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即产业结构内生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第二阶段的转型理论没有意识到扭曲的内生性。那些扭曲、干预、补贴为什么存在，因为转型前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资本太密集，这种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没有自生能力，不给补贴就活不了。由于主流的转型理论忽视了这种扭曲的内生性，尽管理论模型的逻辑很严谨，根据理论所做的建议很清楚，可是，按这些建议来转型的结果却比原来更糟。总之，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一般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给定的最优结构，把发达国家的产业作为要发展的目标，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特性的差异而不适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要在发展中国家发挥作用，就要求在理论中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的差异，并了解内生性对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影响。
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来源，最重要的是必须要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结构的差异性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倡导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根据新结构经济学，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产业结构是内生的，每一个时点上要素禀赋给定，这些禀赋结构决定了一国在某一发展阶段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较优势的产业结合合适的基础设施和一定的制度安排，便转化为一国的竞争优势产业，这种发展结构便是最好的结构。最后，林毅夫教授鼓励与会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加入到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当中，探究无止境的原创理论创新。
林毅夫教授发表演讲
刘政文博士在演讲中指出，传统经济学假设产业的生产函数为外生给定；然而，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同一产业的资本份额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刘政文博士在演讲中构建了多产业一般均衡模型来讨论产业的结构变迁和产业的技术选择问题。这一模型中厂商不仅可以选择原材料数量，还可以选择产业的生产技术。模型发现：资本禀赋的增加会降低资本价格，增加行业的资本密集度，并导致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同时，技术选择非常依赖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刘政文博士演讲中的反事实分析表明：由资本积累推动的技术更新较大地加速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变迁。
刘政文博士发表演讲
wooyoung lim教授在演讲中认为：由于信息接收者拥有先验的信息偏差，“空谈博弈”中信息接收者并不一定会完全按照贝叶斯规则更新信念。基于上述假定，lim教授演讲表明和传统的贝叶斯更新下的“空谈博弈”一样，非贝叶斯更新下的“空谈博弈”也存在着对信息区间进行分割的均衡。然而，与传统的贝叶斯更新下的“空谈博弈”的本质区别是：当信号发送者和接收者的偏好不一致程度小于先验偏差程度时，非贝叶斯更新下的“空谈博弈”存在唯一的均衡，该唯一的均衡可以诱使信号接收者选择所有应该实现的行动；并且，这个唯一均衡帕累托占优于其它均衡。lim教授进一步证明了当存在先验偏差时，按照vincent p. crawford 和 joel sobel (1982)中所采用的直接交流是最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
wooyoung lim教授发表演讲
*以上文字根据现场演讲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整理 | 陈锐钒、张小可
美编 | 贺灿春
审核 | 阿布、禾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