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9-11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参与主办的2021年亚澳劳动经济学会年会（asian and australasian society of labour economics 2021 conference）在webex线上平台成功举办。
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主办，并获得亚洲发展银行资助。会议邀请到多位劳动经济学领域顶尖学者进行主旨演讲，汇聚了三百余位来自世界各地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和师生，共设置46个平行分论坛（parallel sessions）和13个自由交流分会场（networking sessions）。与会人员围绕劳动力市场、就业、不平等、环境、公共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和富有成效的讨论。
9日上午，大会正式开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代表主办方致开幕辞。他对参会者表示衷心的欢迎、对会议的组织者表达诚挚的感谢，并祝愿会议圆满成功。随后，亚澳劳动经济学会主席、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和移民分析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克里斯汀·达斯曼（christian dustmann）教授致辞，他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者表达了欢迎，并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的精心筹备表示感谢。
克里斯汀·达斯曼（christian dustmann）致辞
开幕式后，哈佛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发表“事业与家庭——过去与现在”（career and family: then and now）的主旨演讲。她首先回顾了过去一百年来高教育程度的女性在事业和家庭当中的权衡取舍，并指出尽管女性兼顾两者的能力越来越强，女性在事业发展上仍然明显落后于男性。克劳迪娅·戈尔丁教授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家庭内部的分工。由于照料孩子的责任通常落在女性身上，而这使得高知女性难以从事对时间灵活性要求高、同时收入高的工作，例如需要随时出差的商务工作。由此，她提出只有实现了家庭内部夫妻间的平等（couple equity）才能最终实现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克劳迪娅·戈尔丁教授指出改变社会的性别观念，让男性承担更多抚育责任才可以转变这一状况；此外，改善工作团队的组织方式，成员之间可以互为替补，避免每个成员都要“随时待命”，以及降低儿童抚育和照顾老人的成本，也是高知女性可以在职场上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渠道。
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发表主旨演讲
9日下午，墨尔本莫纳什大学商业和经济学讲席教授萨沙·贝克尔 （sascha becker）发表题为“学术网络与纳粹德国时期的高技能移民”（academic networks and high-skilled emigration from nazi germany）的主旨演讲。他与合作者研究了社会网络对于犹太科学家逃离纳粹德国时的作用。他们通过挖掘大量一手资料，整理了纳粹德国时期数千名犹太裔科学家的生平，并构建了这些科学家之间的社会网络。数据分析表明，随着纳粹政府逐步加深对犹太裔学者的迫害，犹太学者同事的移民会明显提高其本人日后移民的概率，这说明社会网络显著促进了高技能劳动力的跨国流动。研究进一步指出，社会网络的作用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加重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距离的增加而递减。
萨沙·贝克尔 （sascha becker）发表主旨演讲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张俊森作了题为“严厉家教的经济学分析——来自儿童发育迟缓与学习障碍的证据”（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iger parenting: evidence from child developmental delay or learning disability）的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父母家教严厉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孩子努力从而提高其人力资本。然而，当孩子存在先天的发育迟缓和学习障碍时，“虎爸虎妈”的严厉家教带来的收益会降低，从而降低孩子被惩罚的概率。张俊森表示，美国的一项追踪调查数据证实了这一推论，并发现父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严厉家教发生的概率。
张俊森发表主旨演讲
10日上午，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国际与公共事务教授桑德拉·布莱克（sandra black）发表题为“财富从何而来？”（where does wealth come from?）的主旨演讲，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她认为，富人的孩子比穷人的孩子更加富裕，其中既有后天教育、营养、价值观、遗产继承等机制的作用，也有先天的智商、风险和时间偏好等遗传作用，两者通常难以区分。桑德拉·布莱克教授和合作者通过分析瑞典的收养儿童的数据，对比了亲生父母和养父母对于孩子日后财富的影响，发现后天环境因素的影响大于先天遗传因素，遗产继承制度显著扩大了后天环境的影响。研究指出，在决定后代个人财富的主要因素中，受教育水平受先天遗传影响，而风险资产配置等更多受后天影响。最后，桑德拉·布莱克教授讨论了净财富作为社会不平等衡量指标的合理性，并提出使用“终身资源”（lifetime resources），即终身累计收入，作为社会不平等的替代度量。
桑德拉·布莱克（sandra black）发表主旨演讲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克莱恩（patrick kline）发表主旨演讲，题目为“美国大型企业雇主的系统性歧视”（systemic discrimination among large u.s. employers）。他与合作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模拟简历投递实验，比较了简历投递后企业的回复率，研究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职位对不同身份求职者的歧视程度。研究发现，美国就业市场上性别、年龄歧视比较小，而种族歧视比较大。企业层面特征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歧视程度的差异。高利润、联邦政府、有合同、或进行集中化招聘的企业歧视程度比较低，而个别企业的歧视行为严重拉高了整体的歧视水平。
帕特里克·克莱恩（patrick kline）发表主旨演讲
图片 10日下午，大会举办了主席讲座（presidential lecture）。亚澳劳动经济学会主席克里斯汀·达斯曼（christian dustmann）教授发表了题为“移民的影响研究：对区域和工人影响的区分”（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regions and workers）的演讲。他认为，在研究外来移民对当地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时，既有文献的方法存在较大局限，只回答了对区域就业率和工资率变化的影响，而没有回答对既有本地工人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由于本地工人可以选择进入或退出劳动力市场，在移民冲击前后市场上工人的构成将会发生变化，单纯比较区域总体就业率和平均工资的变化无法反映原有本地工人就业和工资的变动。通过对德国1990年部分地区放开劳动力跨境流动这一自然实验并使用个体追踪数据，克里斯汀·达斯曼的研究对外来移民的就业和工资影响进行了分解，并论证了区域总体移民影响不显著的前提下，对原有本地工人新增就业和平均工资均有负面且显著的影响。为此，他认为厘清对于外来移民影响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参数估计的结果回答的是什么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克里斯汀·达斯曼（christian dustmann）发表主席讲座
11日上午，本次大会落下帷幕。亚澳劳动经济学会新任主席、韩国首尔大学李俊民（jungmin lee）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他感谢所有特邀嘉宾和参会人员的热情参与，展望了未来两年亚澳劳动经济学会的发展规划，并表达了希望在日本东京举办的2022年亚澳劳动经济学会年会上能够与全球学者线下相见的愿望。
李俊民（jungmin lee）做总结发言
为期两天半的亚澳劳动经济学会年会，高效紧凑，讨论热烈，为全球劳动经济学者搭建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国际平台，受到了参会者的一致好评。
*以上大会演讲录像回放可通过以下链接观看：https://www.aasle.org
亚澳劳动经济学会简介
亚澳劳动经济学会（asian and australasian society of labour economics, aasle）是非营利性学术协会，其宗旨是促进亚太地区的学者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学会通过组织国际会议、成立研究团队、协调国际合作、发行学术出版物等形式，促进与劳动经济学有关的学术研究、知识拓展和政策应用。亚澳劳动经济学会年会已经在澳大利亚堪培拉（2017）、韩国首尔（2018）、新加坡（2019）、北京（2021）成功举办了四届。
供稿：经济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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