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乐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
一 持续增长的先例：大势所趋
对国计民生，我最关注环境保护，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尤以经济增长为重。持续的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安定，也为环保提供技术条件和财政支持。更重要的是，持续增长还是排除金融风险的保障。包括房产在内的金融资产，其价格取决于市场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如果人们对中国的持续增长失去了信心，资产价格就会跌落，带来的金融冲击很可能使消极预期变为现实。新兴市场的这种风险比在成熟经济更为严峻。美国经济在上百年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率，经济的短期波动不会动摇人们对长期增长的信心。但中国不然：假如未来五年中国人均gdp的平均年增长率跌至3%（一种极端不可能的情形），人们就会用巴西而不是日本来比照中国，就会怀疑中国将陷入长期低迷，而消极的预期会让企业家减少投资，房产价格崩盘，银行坏帐堆积。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已经起步的赶超经济，其增长率会高于领先经济。因为赶超经济可以凭借外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来更新自己的生产方式；还有“农民进城”所带来的制造业扩张，和住房、基建需求。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先进技术的吸收终会饱和，剩余农村劳动力也会枯竭，这时的经济就会以接近领先国家的速度增长。日本，台湾，韩国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从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几乎是每一个赶超经济必然的经历。不出意外，中国的高速增长也会有一个尽头，但尽头何时到来却关系着全球经济的方方面面，人民生活的点点滴滴。根据penn world table 8.0（一个综合了世界各国国民核算账户主要信息的数据库），以2005年美元计算，中国在2011年人均gdp在经过物价调整后达到8189美元，是美国当年人均gdp（42140美元）的19.4%。按照这个数据，时至今年（2014年），中国人均gdp应当已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
横向比较，日本1963年超越美国当年的四分之一，刨除1970年日本数据的调整，后来十年中日本人均gdp增长率8.5%；台湾在1976年超越美国当年的四分之一，后来十年中台湾人均gdp增长率6.1%；韩国1987年超越美国当年的四分之一，后来十年中韩国人均gdp增长率9.0%。如果中国未来十年以这三个地区的平均速率7.8%增长，那么到2024年，中国的人均gdp能超过17000美元，与韩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水平相当。
从图2来看，日台韩三地人均gdp预期增长率跌破5%，都在超过美国人均gdp一半之后才发生，而中国即使以年均7.8%的速度增长到2024年的17000美元，仍未超越美国的一半。可资比较的是韩国。韩国1997年达到17000美元，五年后的2002年才达到美国的一半，此后十年，年均增长率4.3%。如果中国延续韩国的经历，那么中国在2024年至2034年间经济增长会减缓至5%左右。
日本，台湾和韩国都是少有的幸福故事，选取它们做比较有选择偏误之嫌。很多人会指出，南美诸国，如巴西、阿根廷、智力，都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巴西人均gdp在1996年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后，陷入衰退低迷，截止2011年，人均gdp回落到美国五分之一的水平；上世纪末，阿根廷突破一万美元关口后，也遭遇连年衰退。未来五年，中国会不会栽倒在这两个拉美国家相似的发展水平上？虽有疑虑，但中国大陆和日本、台湾、韩国地理相近，教育普及程度相似，产业升级轨迹拟合，实证研究也看不到大国在增长上有任何劣势，所以中国更可能走上日台韩的道路，实现与这三个地区相似的甚至更出色的增长轨迹。
二 持续增长的关键：结构变迁
问题是，中国迈过人均一万美元的门槛后，经济增长的减速会在2020年发生，还是2025年发生，还是更晚？如果我们希望更持久的高速增长，我们能做些什么？
日本、台湾和韩国固然具有最大的借鉴价值，但是因为样本量的局限，我们无法回答：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赶超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景？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barry eichengreen教授，韩国高丽大学的kwanho shin教授和亚洲开发银行的高级经济师donghyun park在2011年，2013年发表了两篇nber工作论文。他们使用了世界各国的样本，探索这个重要的问题，并特别指出了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他们首先依据三条标准找出每个赶超经济的增长失速点：
1）人均gdp高于一万美元（一万美元以下的增长失速，原理可能不同，对中国借鉴价值有限）
2）过去七年间人均gdp增长率高于3.5%（否则就谈不上是高速增长）
3）后七年的平均增长率比前七年的平均增长率低至少两个百分点（否则就谈不上是“失速”）
比如，台湾在1995年就遭遇了增长失速：1995年人均gdp18421美元；88~94七年间平均增长率5.35%，96~02年间平均增长率2.93%。
通过分析所有赶超经济增长失速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三位作者归纳出以下特征：
从二次函数的拟合来看，增长失速最容易发生在17900美元的水平上。
低估汇率的经济体更容易发生增长失速。这反映了通过刺激出口加工业，释放农村劳动力的增长模式，在经济达到较高水平后效果难以再继，需要探寻新的增长方式。
大学、中学毕业生占人口比例越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高速增长越容易持续。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升级到高附加值产业，从而实现可持续高速增长。
消费占gdp比例越高，高速增长更易持续。这反映了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回报渐低，持续增长还依赖内需的拓张。
从这些结果来看，数值增长的背后，不仅有大势所趋，更需要结构变化的驱动。而结构变化意味着摆脱熟悉的旧方法，意味着探索未知的新领域。比如，三位研究者还发现，制造业就业人口达到总人口的23%时，最容易发生增长失速。按照三位研究者的预计，中国制造业人口比例已达到23%，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濒于饱和，城市新增人口带来的住房、基建需求慢慢下降。未来十年的新增长越来越依靠对国内消费需求的挖掘，以及企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