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一、优秀文化对促进社会合作的巨大推力作用
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在于资源的组织和配置，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体，拥有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组织和分配资源的能力。在现代社会，这种配置资源的具体实现手段是市场，而在市场之上的，是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文明。
优秀的文化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作用，它提供了一种共同的信仰和准则，在这套规则之下，人们组织分配资源，并处理在这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往往以新的文化传播普及作为标志，例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柯林斯的《weberian sociological theory》对宗教之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巨大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韦伯肯定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巨大作用，而柯林斯进一步指出没有宗教资本主义的兴起，就不会有后来的公司资本主义的出现——毕竟前者为后者提供管理技术、制度、方法等多方面的借鉴，而没有宗教资本主义的倒下，公司资本主义也不会成长。当前者以巨大的规模吸纳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时，后者是无从发展起来的。在柯林斯看来，这就是欧洲发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要求从中古社会基督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原因。
纵观中国的近代历史，实际上正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寻找适合经济发展的精神文化的过程。进入近代以来，混乱的国际、国内局势要求找到一个可以合理高效组织社会资源的管理方式，以摆脱严重的的民族、社会危机，而这要求有相应的精神文化作为指导。传统的君主专制是建立在强调家庭和孝道的儒家思想基础上，社会化程度不高，这使其难以突破血缘关系的限制而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抵御危机；西方舶来的市场经济与个人自由、人性解放相一致，强调个体的自由与利益，能够适应正常的社会发展但无法适应非正常的严重的民族、社会危机的需要，同样无法凝聚全社会的力量，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树立规模优势抵御外侮。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提倡集体，强调个人牺牲，要求突破家庭血缘关系限制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动员最广大的劳动者的思想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其中族权、夫权指的就是家庭、家族问题，这反映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全球化的滚滚浪潮面前要求突破家庭血缘关系限制，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工业化的急迫心情。显然，这个时候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强调孝道的负面作用，也正因为此，它才能够突破传统孝道偏重家庭、忽视社会的狭隘性，从而起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赢得民族独立的巨大作用。
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的思想在革命时期的巨大作用已为历史所证实，无需讨论，即使在进入和平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于凝聚社会，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和包括家庭在内的小规模组织的价值也在日趋提升，这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过分强调集体，忽视个人和家庭，以致管理成本高的大组织病的弱点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国有企业改制和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就是这种时代环境转变的必然结果。实际上，随着环境改变的不只是组织制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之中，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就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一大二公”、“计划经济”，过分强调大规模组织优越性而忽视其管理成本高的限制，而提出要充分利用小规模组织，包括家庭和家族企业的灵活性的优点，显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即由战乱年代的更多地强调家庭血缘关系的负面作用走向和平年代的更多地强调家庭血缘关系的正面作用，这就肯定了传统孝道的价值，意味着在社会化和市场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和传统的儒家孝道结合，即在强调对社会贡献的同时不忘满足家庭和个人的需要。
当然，尽管包括家庭、家族在内的小组织的作用在提升，但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传统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孝道的不足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这就是过于强调个体家庭的利益而忽视对社会的责任，过于注重小规模组织的灵活性而忽视其应对危机能力能力不足，以及缺乏大规模组织的全局意识的弱点。日益密切的国际交往使得各国不同的精神文化得到了极大的交流和借鉴，而国人被批评的“只管自己，不顾他人”，正是传统孝道与全球化社会需求之间的冲突，这要求传统的孝道应极大地向重视社会的“忠”靠拢。历史上宋明理学对儒学的发展正是这样一个强调家庭的“孝”与服务社会的“忠”高度契合的过程。
中唐前的社会更多地讲血缘关系的“孝”而很少谈超越血缘关系限制、服务全社会的“忠”，这正是当时强调血缘的家族力量——门阀世族蒸蒸日上，强调超血缘的市场力量微弱的反映。中唐后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流动性增强，不宜形成依托固定区域的家族力量保护小农的安全，只能更多地依赖市场的力量，这带来了市场力量的勃兴，由此形成了市场力量为主、家族力量为辅的资源配置模式，这要求服务家庭的“孝”必须更多地建立在服务社会的“忠”的基础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流行，正是全社会对儒家思想关注的重点越来越从“孝”移到了“忠”的反映。
今天的社会化、国际化程度远远高于宋明时代，因此关心家庭的“孝”更应超过宋明理学，必须建立在服务全人类、面向全世界的“忠”的基础上，“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是近代中国要求突破家庭血缘关系限制面向全社会的反映，放在今天仍然散发着伟大真理的光芒，它要求个人、家庭、企业必须建立全球化思维，只有在服务全社会的基础上，才能赢得社会的信赖，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追求。
当今的中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包括价值观在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存在着混乱，正处在走向新的均衡的过程中，“全民族没有信仰”，“上帝没来，孔子走了”正是这种价值观混乱，不能更好地凝聚全社会，以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苏丹红事件、浙江温州动车相撞事件频发，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没有安全感的反映，乃至富人移民国外，百姓牢骚满腹，这就提出了重新凝聚社会的新价值观重建的任务。
正如经济结构转型要顺应劳动力、土地、环保成本提升，资金、技术成本下降的特点，由粗放型生产走向精细型生产，由劳动密集型产品走向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品一样，价值观的重建也要建立在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顺应民众需求变化的基础上。而社会化和市场化高度发展，个人和包括家庭在内的小组织价值提升的特点，既要求马克思主义由以前的提倡集体，强调个人牺向对社会贡献的同时满足家庭和个人需要的方向转变，也要求传统的强调家庭的孝道应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对社会、对国家“忠”的基础上。换言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应更多地向承认家庭和个人价值的方向靠拢，而传统的孝道思想也应更多地向服务社会、国家、全人类的方向靠拢，这样才能将本土的传统思想和外来的先进理论结合起来，创造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精神文明，为重新凝聚全社会奠定信仰基础。
二、历史的借鉴
实际上，从中国漫长的发展历史上也能够清晰地观察到精神文明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协调，不断调整的过程。其中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重大的一次，当属魏晋隋唐佛教热的勃兴、降温与转型。
从东西方社会推动小农家庭开展生产的历史来看，在生产要素自由结合的市场制度产生之前，无不经历了生产要素的非自由结合，或曰超经济控制的庄园农奴制阶段。只是西方的农奴制是在日耳曼人的入侵下非自发形成的，庄园领主与依附农民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是以劳务换取保护和正义这类公共物品的公开的契约制；而中国的庄园农奴制则是在两汉大帝国长期太平的环境下自发形成的，庄园领主和依附农民普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是在聚族同居共财温情脉脉的外衣下的以劳务交换保护和正义的暗藏的契约制。
一般来说，当生产力水平不高，无论财物还是人员的流动性不强，易于形成依托固定区域的家族力量时，则更多地采取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族配置资源方式，亦即生产要素的非自由结合，至于建立在超血缘基础上的市场配置资源只能起配角作用。只是家族配置资源易于满足人们对生理、安全等低层次的基本需求，而无法满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后对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当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不论财物还是人员的流动性都加快进行，不易形成依托固定区域的家族力量时，建立在超血缘基础上的市场配置资源开始发挥主要作用，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配置资源则退居配角角色。不过，当配置资源的主角由家族向市场转移时，还需要有另一股强大的力量来承担起瓦解家族力量，扶持市场力量成长的责任，魏晋隋唐的佛教寺院因强烈的出世、出家、反对孝道的主张以及众生平等、世法平等、普渡众生的社会化思想遂承担起这一承前启后的巨大历史使命。
佛教寺院是在家族力量蒸蒸日上，但弱点也充分暴露（先是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后人们进一步精神生活的追求，继则又不能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抵御外族的侵犯）的魏晋南北朝进入中国的，那是一个需要规模化力量抵御危机的时代，佛教的宗教理念使其既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资源，又能够向庶族地主、贫穷民众采取和家族一样的不计报酬的无偿赈济方式，从而更好地满足了社会的需求，成为超越门阀世族的巨大组织。当然，这中间佛教也与中国社会屡屡发生冲突，以致出现“三武一宗”的法难，这正是与其出世、出家、反对孝道的观念对门阀世族及其文化基础——儒家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分不开的。不过，也正是得益于佛教反孝道的彻底的革命思想，才能沉重打击并最终瓦解门阀世族制度，同时推动东汉以来的儒家思想提高社会化色彩，从更多地讲“孝”转向更多地讲“忠”，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无疑这为强调社会化的市场制度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古谚云：“物极必反，数穷则变，此理之常也。”随着佛教热推动下的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持续增长，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这带来了包括财物和人员在内的流动性的提高，也改变了劳动力和土地的相对价格，最终瓦解了劳动力和土地紧密结合的门阀世族庄园经济，推动了市场力量的复兴。不独如此，社会长期的稳定还使得民众的关注力更多地由外部社会转向内部家庭，这带来了强调入世、倡导孝道的儒家思想的复兴，也带来了强调出世，反对孝道的佛教信仰的下降，迫使寺院不得不由以前建立在世族捐施基础上的庄园经济向自食其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林经济方向转变，而佛教也由以前的强调出世、出家向肯定入世、强调孝道的方向转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菩提心即忠义心”等主张的提出，即是以禅宗、净土宗为代表的新佛教产生的标志。
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实际上扮演了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相同的作用，它成功地凝聚了全社会的力量，抵御了中国社会在近代面临的巨大危机。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断做出适应社会发展的调整。新时期的改革，要求不仅仅强调集体，也重视个人和家庭权益的维护，同时注重对个人道德的约束，注重孝道等传统文化对于社会和谐起到的积极作用。
传统文化是对人类过去历史的总结和继承，又对现实实践提出了指导。忠、孝等传统文化是中国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不可缺失的一环。过去数十年的革命实践，相当程度上去除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窠臼，这有利于动员全社会冲破家庭血缘关系的限制而投身革命，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但随着社会进入和平建设年代，大规模组织管理成本高的弱点充分暴露，于是社会进入了人民公社瓦解、农业家庭经济兴起，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崛起的新时期，这同时也提出了如何管理小规模的组织的课题，于是人们回归传统，希望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凝聚民众，降低交易费用的力量，这就是当前“国学热”勃兴的背景。当然，寻求新的管理理论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痛苦和混乱，这正是转型期社会必然承担的代价，当今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正是旧的价值观不能承担新的历史使命而新的凝聚全民族的信仰又没有建立起来的产物。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新教伦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同样对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提出了新要求，即希望本土孝道文化现代化，更多地向服务全社会、全人类的“忠”的方向转变，希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多地向肯定孝道、充分满足家庭和个人需要的方向转变。用赵靖先生1995年对我讲课时的话讲，就是“本土文化现代化，外来文化本土化”，这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提倡忠孝、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结合，从而形成新的精神文化传统，无疑这是助力未来中国发展的必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