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祁祥： “新常态”下的风险警示
2015年“两会”北大经济学院专家学者笔谈代序
自从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于2010年赋予了“新常态”（new normal）这个原本就有的英文词汇以新的含义之后，他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从世界到中国，该词汇使用频率之高、使用范围之广，是其他词汇完全不可企及的。
不过，虽然词汇相同，但各方在使用时所认定的内涵还是有差异的。维基百科对此的定义是：之前较为反常的状况现在变得正常和普遍，它特别指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2008-2012年的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的经济金融状况。随后，西方主流媒体如abc、bbc、纽约时报等多用来形容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而中国对“新常态”的基本解释是：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平稳增长期过渡。最全面、权威的官方解释应当是习近平主席出席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到的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第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第三，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我看来，讨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新机遇或者新挑战，必须加深对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在内的整个国内外大环境，特别是对各类风险的描述、度量和认识，这样才能加强对这些风险的防范和管理。
“五化社会”的风险特性
我把当今国际社会的特点概括为“五化”社会，即“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社会”、“金融化社会”、 “老龄化社会”和“风险化社会”。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背景下，以“大智移云”（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为特征的信息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对许多行业和领域均在产生重大的、甚至颠覆性的影响；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在不可避免地改变着资源、人口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同时，对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负面影响是确定无疑的；金融经济、虚拟经济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发展，其高流动性、高风险性、高投机性和不稳定性的特性对整个宏观经济具有典型的“双刃剑”作用。上述特性使得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呈现出高度复杂、广泛的联系，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原本就客观存在的许多风险呈现出传递范围广、蔓延速度快的特征，由此使得任何一隅的问题都可能会很快地演变为全局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这一切无疑都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的驱动方式产生深刻、长远的影响。
当今社会呈现出来的一个现象是：不确定因素似乎越来越多，风险也越来越大。曾有人将21世纪的特点用英文字母来概括称作3c。即变革、竞争和危机（change、 competition 和crisis），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2012年项目（global risks 2012）年通过对全球469位专家的调查，将世界范围内未来10年将要面临的最大的50种风险分为“环境风险、社会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技术风险”等五大类。 2013年再次访问了1000位专家，让他们对50种风险中最可能增大的5种风险进行排序，排序的结果是：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长期性财政失衡、温室气体排放的上升、水资源短缺以及人口老龄化的不当管理等。而在风险没有得到有效防范和控制的前提下，就会引发或者演变为更为严重的问题，即爆发危机。
根据我们的一个研究，可以发现近些年来危机呈现出来以下四个重要特征：
第一，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从经济危机来看，有研究表明，在四百多年的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有记录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在17世纪只有1次，即郁金香泡沫；18世纪1次，即南海泡沫；19世纪有3次；20世纪7次。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发生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两大危机。从自然环境危机来看，根据国际著名的再保险机构“瑞士再”的统计，近40年来，巨灾中的自然灾害（其标准为保险损失为4460万美元或经济损失总额达到8920万美元）的发生频率1970年为32次，1990年首次超过了100次，2011年达到175次。
第二，危机蔓延速度越来越快，涉及的主体越来越多。近些年来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危机，均不同程度表现出了类似经济危机突破国界、实时传播、高速扩散的特征。例如2011年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纽约爆发之后一个月，就迅速发展成为82个国家中超过950个城市参与的重大社会事件。从我国来看，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群体性事件”由1993年的8709起增长到了2009年的11万起，参与人数也由2000年的163万多人，增加到2009年的572万多人。
第三，危机的交互影响越来越深，特别是环境和自然危机，它将通过影响自然资源的分布进而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冲击。由环境或资源危机而爆发冲突甚至战争的事件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
最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金额越来越大。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单一风险标的的价值也在不断增加，从而每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金额也在逐渐增大。如2011年巨灾损失高达3700亿美元，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经济损失记录。
把脉中国社会的风险源
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谈“新常态”更不能忽视对风险的认识、防范和管理。几年前我曾经谈到，要重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威胁的六大风险源，并呼呼建立宏观综合风险管理体系、确保经济与社会的动态均衡与协调发展。这六大风险源包括：高度复杂、联系广泛且脆弱的金融体系；具有潜在威胁的“三农”问题；恶化的生态环境；不协调的发展和失衡的结构；不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腐败和商业贿赂的蔓延。上述主要风险涉及到经济、金融、自然、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由于社会是一个大系统，来自这个系统内的不同载体所产生的风险是可能相互传递、广泛蔓延，而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某个领域。比如，悬殊的收入差距问题看似一个分配问题，但如果放任不管，将会演变为重大的社会问题。生态恶化看似自然环境问题，但会在极大地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同时，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善所产生的风险会极大地降低人们对未来的稳定性预期，由此影响人们当前的消费，进而阻碍由消费所拉动的长期经济增长。腐败不仅仅只是一个降低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的问题，所造成的也绝不仅仅只是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经济损失，而是从根本上摧毁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扼杀了人们创新的意愿，而后者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的风险也会通过商品、资本、货币的流动而采取跨国、跨境、跨业的方式传入我国。这就要求我们在识别、防范、管理风险时一定要有全球化的视角。
十八大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已成社会共识；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在逐步推开；国资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等正在稳步推进。尽管今年前三季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至7.4%，但根据imf的测算，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为27.8%，超过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
经过这几年的改革，特别是加大反腐力度并加速进行制度性规范，在上述六大风险中，有的风险具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不容否认，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仍然非常巨大。
警惕“旧常态”转向“新常态”时的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新常态时提醒人们，“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和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仅从经济领域来看，庞大的地方债务、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背离经济发展的股市、扭曲的房地产市场、严重过剩的产能、制造业空心化的倾向、国企增长动力不足、民企发展面临各种掣肘等问题，仍然是威胁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源。
而从“旧常态”转向“新常态”，以下三个方面的风险更是值得引起我们特别重视。
第一， “思维定势”的风险。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都已经习惯了过去三十多年那种高速增长、“gdp”至上的思维定势。思维定势是有惯性的，不是说转就能马上转的。比如说，在美国马路上开车，哪怕是过十字路口，只要是你的“路权”（如绿灯），你就尽管在规定的时速下行使，而不必因为担心突然从哪里冒出一辆自行车、电动车甚至板车或者行人而放慢速度。但如果你带着这种“思维定势”到中国马路上开车，必然出现大量事故。新常态需要新思维，而新思维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然而，如果思维不转变，就会产生摩擦、导致新的风险的产生。
第二, “‘两策’博弈”加剧的风险。在从“旧常态”转向“新常态”的过程中，许多老问题、旧矛盾并不可能随之立马消失，而新的方法、措施可能无法及时跟上，在这种情况下，就很有可能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两策”博弈之风险，果真如此，好的政策也会产生抵消或者扭曲效应。过去的三十多年，即便是在所谓的“旧常态”下，也不是说发展战略、发展环境和约束条件等是一成不变的，否则不可能有所谓“与时俱进”的说法。然而，较长一个时期以来，有关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必要性、创新发展的重要性等问题虽然一直是中央文件、政府规划、经济学家和实际部门热议的问题，但问题常提常新，却几乎没有改观，此现象本身就很值得人们深思。此次中国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更加艰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冲突将更加剧烈，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原本就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问题将更加凸显和加剧，人们的思维、手段、方法等是否都能进入“新常态”，减少甚至消除由“两策”博弈所造成的风险，无疑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第三，“歪曲改革”的风险。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这无疑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警惕一种倾向：那就是将“新常态“当做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比如说贯彻中央的“八项规定”，却把职工应有的一些福利待遇也借机取消，表面上看好像是在执行中央的规定，维护中央的权威，但实际上却是通过塞“私货”来干扰或者歪曲“新常态”的真实涵义，让人民群众对中央推进改革的意图和最终目的产生疑虑。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对深化改革本来就有抵触、甚至反对的人和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借“新常态”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有意曲解改革，平添改革的障碍，拖延改革的步伐。比如，在“新常态”之下，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会有一个“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会有一个“阵痛期”，前期经济刺激政策会有一个“消化期”，“三期”叠加难免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困难和挑战，但这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经阶段，如果这一“新常态”被反对深化改革的人或集团利用歪曲，则改革将面临失败的风险。
总而言之，在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之后，我们必须对原有的风险和新产生的风险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认真做好风险应对的准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顺利完成转换增长速度、升级和优化经济结构、塑造新的增长动力的艰巨任务。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改革的成功需要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需要汇集广大民众的智慧，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学科，作为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术机构，北大经济学院的专家学者们更当“跃马横戈”，献计献策。在2014年“两会”召开之时，我院推出了“两会”专家笔谈，引起学界和社会的热烈反响。2015年“两会”召开在即，我院继续推出“‘两会’专家笔谈”，通过这种方式，各个领域的学者来共同探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焦点、热点与难点问题，为国家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发挥北大经济学院作为国家智库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