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难问题是当前社会上热议的一个话题。但融资难问题是否仅仅是一个金融问题？能否仅仅从资金的供给方，即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后，就得出应放松融资阀门、多建立些金融机构、增加更多的资金供给等结论，并找到对应的方法呢？
实际上，若要更为理性和全面地分析这一问题，还必须从资金的需求方，特别是急需进行外部融资的非金融企业，来探究和深入分析其诉求背后的体制和机制问题。融资难问题，究其根源，可能折射出的更是实体经济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紧迫性问题，也能折射出实体经济是否充满机会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越突出，就越反映出这个经济体的竞争力存在问题。
在一个灵活调整的、充满机会的经济环境中，融资难问题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命题。根据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企业和消费者这些支出主体都受到预算的约束，不能无限度地获得外部资源。但只要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剩余被充分开发和利用，预算约束并不妨碍资源配置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企业融资约束便是预算约束的一种情况。
企业融资困难，关键不在于这种外部融资约束本身，而是在于企业能否通过短期内更多地开发和利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剩余，即企业能否创造出更大的利润，并通过利润再投资这种内源融资方式来弥补外源融资的不足，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在主营业务上，非金融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越高，可能越说明企业开发和利用其主营业务方面机会的能力不强，也可能反映出企业的竞争力越低下。如果一个经济体中，非金融企业普遍存在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大的现象，则说明该经济体的长期竞争力不够强。
纵观世界经济形势，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都出现依赖金融、依赖政府大规模购买金融资产的现象，这反映了这些经济体内在的深刻的经济调整压力。
我国企业对金融的依赖程度正在日益增加，企业杠杆率已经达到历史较高水平。面对发达国家不乐观的经济形势，我国企业不能依靠提高杠杆率来换取调整的时间，而是迫切需要改变一些企业竞争力不强的状况。相对于采取宽松的信贷政策、放松融资阀门、多建立金融机构、增加更多的资金供给等措施而言，以消除企业发展障碍为目的的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必要，而且更为紧迫。
我国货币和实体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结果之一是产能过剩、能源资源的超负荷运转以及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30多个月的负增长。如果银行贷款继续发放给那些盲目扩大产能、依赖低技术和低价薄利多销的低效率企业，则有可能造成新一轮产能过剩。在这一背景下，当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反倒可能是一件好事，至少说明银行在甄别企业优劣的能力方面有所提高，并将倒逼企业积极开发自主创新，依赖自身主业利润的提高来谋求长期发展。在没有危机、困境和压力的环境中，谁也没有动力主动进行改革，如此，我国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之路将有可能更加漫长且艰难。
对于融资难问题的关注度和宣传引导应回归到理性的轨道上。长期以来，我国有相当一批企业不是依靠内部创新和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根本途径来做大作强，而是主要依赖外部融资的借新还旧来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维系生存，背后折射的问题就是政府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始终存在。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这“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时期，要保持定力，应相信企业家的智慧和能力，否则不仅可能打消企业自身创新和改革的动力，而且会造成新的扭曲，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大局的实现。
总之，融资难并不仅仅是一个金融问题，关键不在于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降低融资成本，从根本上看，更在于消除体制机制中阻碍企业家发挥才能的各种障碍，消除各种机会得到利用的障碍，释放企业积极开发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活力，不依赖外部融资，而靠自身主业利润的提高来谋求长期发展。
（作者系北大经济学院
金融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