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经济增长的目标定在7%左右，引起了国内和国际上的热烈讨论。在主流舆论对增长目标在人大审议持肯定态度的同时，不可否认，出现了许多中国能否守得住7%目标中线的疑问。
概括起来，这些疑问有两个方面的观点及其组合。一是中国自2011年增速跌破两位数后，到2014年跌至7.4%，不仅是1991年以后24年的最低点，而且在最近三年平均降幅大于一个百分点，是不是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最长不超过23年的大限到了；二是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高端部位，收入差距加速拉大，分配机制难于健全，社会舆论高度发散，阶层容忍度迅速耗散，不仅是增长的速度而是国家稳定的前景堪忧。后一个观点在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和所谓的华盛顿知华派几年来的观点可作参考。
显然，上述观点对中国经济的“地气”欠缺了解，尤其是后者，对发展经济学的结论作了囫囵吞枣式的理解。作者认为，中国在完成2015年的目标时，除了传统的动力学机制（投资、消费加出口三驾马车）仍然稳健之外，还新增了两个力矩性力量。第一，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我国获得了相对于发展中经济的资本资源优势。这和改革开放初期仅处在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低端，具有相整体对于发达经济的廉价人力资源优势，而不具有相对于发展中经济的任何资源比较优势不同。当从产业链的低端，通过出口导向加投资拉动方式，爬到中端甚至部分到高端的时候，多年的贸易双顺差使得我们积累了相对丰富的资本资源优势（4万亿外汇储备是外观）。这时候，在并没有完全丧失相对于发达经济的人力资源优势条件下，我们还获得了处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低段位发展中经济的资本资源优势。因之，当人口红利因相对于发达经济减弱的同时，我们获得了相对于发展中经济的资本比较优势红利。比如，我国去年以来启动的一路一带工程（占世界陆地面积约2/3的欧亚大陆板块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综合整合），事实上是这种资本比较优势通过要素市场贸易——周边国家基建投资、工程总承包再加资本服务贸易等——加上大交通建成后更为节约的与传统欧盟市场的产品贸易。这是我国参与到国家产业链分工贸易从产品贸易上升到资本要素品贸易的进步，怎么能理解为传统人口红利消失后经济的断崖式失速和增长大限的结束呢？有了这种洞察，理解总理关于出口增速为6%的判断，关于gdp增加7%的判断就有了自信心。
第二，经过六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今天的工业化行为人口——城市和城乡间迁徙人口的总和——超过十亿，其对应的消费人口规模（发达经济组织34个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为9.4亿）为我们提供了基于长链产业基础上发展长链市场的结构优势：一种全新的增长模式——消费拉动和创新驱动性增长最为现实的切入点。比如，阿里巴巴在很短的时间里销售额度就超过美国的电商巨无霸，电子港湾（e-bay）和亚马逊（amazon），这在我们单单发展长链产业的年代里，一直寄希望于联想和方正等超越微软和英特尔而乏策，今天让一个“小个子”年轻人轻松完成了超越一样有点不可思议。这就是资源优势变换，产业链升级和超大人口规模结合起来的力量。谁能想到，当年有点被动式地进行联产承包制改革以解决长期被超大人口压迫的食品问题的时候，迈过了温饱关二三十年后，人力资源的体力红利减弱，人力资源的消费能力红利陡然增加（发展经济学的先驱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人口不再是拖累而是新的结构资源红利呢？建立在人均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和超大人口规模基础上的以“电商技术为表，第三方市场平台为里”的新经济，可以成为超越排浪式消费，实现细分性市场、定制化服务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型资源。有了这一三驾马车之外的又一维增长潜力，怎么能不奢望增长的力矩力量有可能推动经济以超越7%目标中线的可能呢。
中国经济虽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但在以人均收入为衡量的发展阶段上，我国人均gdp 1万美元，美国人均近6万美元，还处在青春期的判断，每年多比其他收入“年龄段”上的经济体多增加几个百分点，不是一种奢望。国际大环境和结构调整带来弯道减速，但中国经济，如果不出现颠覆性错误，再以中高速成长7-15年，达到人均gdp15000美元以上，完全是个谨慎的估计。
（作者系北大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