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一词源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阐述“新常态”有几个特征：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西方宏观调控理论，可以看到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如下特点：
1、一向重视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财政政策
中国政府对财政政策的重视与凯恩斯主义不谋而合。凯恩斯主义对财政政策的强调，是建立在三大心理规律成立的基础之上。从传导机制的角度看，三大心理规律说明了在政策的传导过程中，政策的效力会被一些因素所抵消。
三大心理规律之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说明：通过影响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引致消费的财政政策（如转移支付、固定税收政策），部分地被递减的边际消费倾向所抵消。个人消费支出不可能无限增加，注定存在一个上限。在达到上限的时候，任何试图增加个人消费支出，来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国民收入gdp的政策是失效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否定了个人消费支出无限增加的可能。
三大心理规律之二——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说明：自发投资的增加有一个上限，通过影响自发投资，进而影响投资支出的政策会受到限制。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否定了自发投资支出无限增加的可能。
三大心理规律之三——流动性陷阱规律说明：在一个很低的利率水平上，人们的预期趋于一直，都认为利率会上升，从而导致债券价格下跌。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趋于无限大，任何增加的货币供应量都会转化为人们手中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同步增加，因而不会对利率产生任何影响。这意味着货币市场的价格——利率，也存在某种拒下刚性，使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利率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失效的。流动性陷阱实质上是间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工具的陷阱。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来增加引致投资的路径被堵塞了。
三大心理规律之二否定了自发投资支出无限增加的可能。三大心理规律之三否定了利率无限下降、进而刺激引致投资无限增加的可能。所以投资支出是不足的，不可能无限增加。可见，在凯恩斯的三大心理规律之下，个人消费支出和企业投资支出都是不足的，要增加总需求、刺激总产量，唯一畅通的路径是增加政府购买支出。由于强调政府购买支出对总需求的作用，所以凯恩斯主义又被称为财政主义。
2、偏好运用外部时滞短、有立竿见影效果的财政政策
政策时间上的滞后（简称时滞）是很严重的问题，弗里德曼将时滞分为两个：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内部时滞指制定政策所花费的时间，依次可以分为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从时间看，如果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对于经济形势的认识和决策所需要的时间是一样的，而行动所需要的时间，财政政策更长，尤其涉及到比较敏感的增收和减支问题，需要很长时间的酝酿、讨论和通过。所以财政政策的内部时滞较长，货币政策的内部时滞较短。
外部时滞指政策对经济产生影响的时间，也是政策乘数效应完全发挥出来所需要的时间。外部时滞包括政策的初始效应和引致效应发挥所需要的时间。从传导机制看，财政和货币政策引致效应所需要的时间一样长，决定政策效力大小的是初始效应。以政府购买支出政策为例，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立刻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总产量，初始效应大，而且传导时间短，所以财政政策的外部时滞较短，货币政策的外部时滞较长。
如果财政和货币政策同时实施，内部时滞一样，我国政府一向偏好运用外部时滞短、有立竿见影效果的财政政策。
3、对财政政策工具的选择看——增支和减收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刺激了总需求，客观上兼顾了对政府规模的控制。
政府政策的运用原则是相机抉择，逆经济风向行事。在经济萧条时采用扩张性政策——增支（增加政府购买支出、转移支付）和减收（减税）；在经济繁荣时采取紧缩性政策——减支（减少政府购买支出、转移支付）和增收（增税）。
在具体政策的运用上，不同的经济流派有截然相反的经济主张。以分权制衡为核心思想的经济自由主义，建议在萧条时期，用减税来刺激总需求；在繁荣时期，用减少政府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来抑制总需求，双减政策——减收和减支的直接后果是对总需求产生影响，间接后果是缩小了政府规模，削弱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按这一思想行事的经济学家往往被视为经济自由主义右翼。
以权利集中为核心思想的国家干预主义往往建议在萧条时期，以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来刺激总需求；在繁荣时期，以增税来抑制总需求，双增政策——增支和增收的直接后果是对总需求产生影响，间接后果是扩大了政府规模，增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按这一思想行事的经济学家往往被视为国家干预主义左翼。
因而，在同样可以刺激或者抑制总需求的政策主张的选择上，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哲学观。
从中国宏观调控的演变可以看出，综合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国的财政政策在面对经济衰退的时候，同时使用是增支和减收的政策，一方面使用政府的信用，增发国债筹集资金以扩大政府购买支出规模，另一方面降低税收，来提升企业投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支政策的直接后果是扩张了总需求，间接后果是扩大了政府规模，增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收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刺激了总需求，间接后果是缩小了政府规模，削弱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从财政政策工具的选择看——增支和减收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刺激了总需求，客观上兼顾了对政府规模的控制。
4、新常态下，政策搭配的特点。
政策的搭配一般是出于这样两种考虑：1、改变总产量。2、调整总产量的构成，调整经济结构。
从改变总产量的角度看，有两种搭配：双松和双紧。所谓双松的政策，即松财政和松货币政策的组合。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增加政府购买支出为例）的直接影响是增加了总产量，间接影响则是提高了利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了利率，间接影响是增加总产量。双松政策的合成影响是导致总产量的增加，对利率的影响不确定。所谓双紧的政策，即是紧财政和紧货币政策的组合。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政府购买支出为例）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了总产量，间接影响之一是降低了利率；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是提高了利率，间接影响是降低了总产量。双紧政策的合成影响是导致总产量的减少，对利率的影响不确定。所以，双松的政策扩张总产量gdp,双紧的政策紧缩总产量gdp。
从改变总产量的构成的角度看，政策的松紧搭配有这样两种形式：
第一，松财政和紧货币的组合。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增加政府购买支出为例）的直接影响是增加了总产量，间接影响是提高了利率；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是提高了利率，间接影响是减少了总产量。松财政和紧货币的合成影响是导致利率的上升，对总产量的影响不确定。如果总产量不变，利率上升的后果是，减少了投资支出，导致总产量的构成中，投资支出的比重下降。
第二，紧财政和松货币的组合。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政府购买支出为例）的直接影响是减少了总产量，间接影响是降低了利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了利率，间接影响是增加了总产量。紧财政和松货币的合成影响是导致利率的降低，对总产量的影响不确定。如果总产量不变，利率降低的后果是，增加了投资支出，导致总产量的构成中，投资支出的比重上升。
所以，一松一紧的政策对总产量没有确定性影响，但是可以改变总产量的构成，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产业政策加以使用。由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单独使用和松紧搭配都是对总需求产生影响，因而所有这些政策措施被称之为需求管理的政策。
经济增长速度即使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也意味着总产量gdp的增长率要保持在6、7个百分点的高位，所以松财政辅之以松货币政策是促增长的必要保证。
调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意味着如果总产量保持不变，要减少投资支出，在总产量的构成中，减低投资支出的比例，所以松财政辅之以紧货币政策是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组合。
预期未来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松财政（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稳增长的必要保证，并且一以贯之。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会相机抉择：如果稳增长是第一位的，会选择松财政（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松货币（积极的货币政策）；如果调结构是第一位的，会选择松财政（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之以紧货币（稳健的货币政策）。
（作者系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