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人口红利”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劳动力持续的大量供给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效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然而，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下降，造成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结合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也进入了上升的轨道，以往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严重的制约，经济增长模式势必要经历从依靠低成本、高投入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向依靠效率提升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在此背景下，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效率和潜在增长动力的核心指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已经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
在2016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十三五”期间，全员劳动生产率从人均8.7万元提高到12万元以上，年均增长约6.6%。在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和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提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结构因素、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同时决定劳动生产率。本文将从产业结构视角，分析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变化特征，进而探讨如何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
1.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显著放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劳动生产率也有很大的提高，但自201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出现了显著下滑。2010-2015年，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从10.24%下降到6.6%。由于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由产业间劳动力配置结构、产业增加对gdp贡献和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以及上述三种变化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其增速的下滑原因也需要从这三个部分进行分析。
（1）第三产业的就业、产出份额不断上升
劳动力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和各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程度的差异会引起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变动。2010年以来，产业间劳动力配置结构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是不断发生变化，表现为，第一产业就业份额显著下降，第二产业就业份额略显增加，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不断上升。2010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分别为36.7％、28.7％和34.6%，而到了2015年，上述份额变为28.30%、29.30%和42.40%。从产业增加值占gdp份额的变化来看，2010-2015年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份额分别从9.6%、46.2%和44.2%变为9.0%、40.5%和50.5%，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显著增加。
（2）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低速主导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
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变化对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可称为“单纯生产率效应”，它只考虑了在其他两个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单纯”影响。从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比较来看，自2010年至今，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的走势出现分化。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出现逐年上升，从7.91%上涨至10.67%，增幅为2.76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则呈现出明显减缓的态势，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从9.29%下降至7.64%，降幅为1.65%，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从7.07%下降至1.35%，降幅为5.72个百分点。可见，就产业间的“单纯生产效应”而言，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显著下降制约了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如果在“单纯生产率效应”的基础上，结合产业间劳动力配置结构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两个因素，可以计算出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对全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而判断引致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的主导因素。根据计算，2010-2015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促使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从4.94个百分点下降至3.09个百分点，降幅为1.8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带动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从5.23个百分点下降至2.29个百分点，降幅为2.29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拉动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从0.07个百分点上升至0.57个百分点，增幅为0.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在考虑到产业间劳动力配置结构和产业增加对gdp贡献之后发现，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减速对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制约效应源自于劳动力在产业间配置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即第二产业的就业和gdp贡献占比的明显下降拉低了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然而，由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伴随着第三产业的就业和gdp贡献占比的上升，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速增长对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的遏制作用表现为“单纯生产率效应”。
2. 优化产业间劳动力资源配置，加快提升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通过上述从产业劳动生产率视角的分析，可以认为，提升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主要应注重产业间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
（1）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提升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
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受户籍等制度因素的限制，未能形成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以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导致劳动力没有按照边际收益的原则吸收，致使第三产业就业、生产份额上升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低效率的第三产业，削弱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空间，造成“产业结构演进无效率”。通过实施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等政策，有助于提升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配置效率，以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在产业间自由流动，形成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通道，促使劳动力供给与行业需求相对接，引导低劳动生产率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这不仅能够快速拉升第三产业的生产效率，也有助于促进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良性发展。
（2）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首先，发展生产性服务行业，提高金融、信息等高端服务业在第三产业的比重。根据奥顿的理论，尽管中间投入要素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较慢，但可以通过向其他劳动生产率增速较高的产业提供服务来提升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其次，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制于服务需求，增加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以适应服务需求，促进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最大化服务业内部效率。第三，加强教育和科研投入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提高服务业劳动力素质，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