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之一即为减少贫困。在我国“十三五”规划中，党中央将“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作为发展的目标之一。
就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而言，从全球经验来看，在过去几十年间，减少全球贫困取得了巨大进展。1999-2011年间，全球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人口数减少了一半，但仍然有占全球人口的14.5%，约超过10亿人口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因此，世界银行将“终结极度贫困”作为其两大目标之一，旨在到2030年将处于日均1.25美元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比例降低到3%以下。从我国经验来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也带来了贫困的大幅减少。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速约为10%，人均收入翻了两番，其结果是约6亿人口脱离了贫困（imf，2015）。并且，尽管绝对贫困人口数大幅下降，但30多年的经济增长依然没有消除贫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贫困人口数减少的速度有所放缓，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脱贫的速度更为缓慢（巴里?诺顿，2010）。
然而，经济增长会带来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现象，因而单纯依靠经济增长也不能保证实现减贫目标。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实现居民收入增加和减少贫困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平等程度的急剧增加。因此，增长模式必须能够为贫困人口提供收入机会，通过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才能实现减贫的长期目标。但是，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贫困人口就不可能提高生活水平（world bank，2013）。增长速度的下降势必会减缓或拖慢减少贫困的速度。特别是在我国人均收入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且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情况下，随着我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就对我国消除贫困具有重要影响。
通过包容性经济增长促进共享繁荣，并最终消除极度贫困，不论是作为世界银行的目标，还是作为我国“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对于人类发展而言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何确定哪些人处于贫困，哪些不是？贫困是否等同于饥饿？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要回答上述问题，准确评估经济增长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以及准确衡量减贫目标及其实现情况，为贫困率提供可比较的准确度量是实现减贫目标和解决（至少部分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数据和衡量方式对实现减少、进而终结贫困至关重要（world bank，2014）。
由于我国减贫速度在近几年有所放缓，特别是我国城镇地区，贫困人口占比下降速度在1995年后就呈现出放缓迹象。因此，如何在“新常态”下通过更具包容性和平衡性的经济增长，有效实现我国减贫目标，使得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极度贫困人口，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福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按世界银行最新标准（1.90美元/天，2011 ppp），1981年中国贫困人口数在全球总人口数中占比达到19.47%，在全球贫困人口数中占比超过40%，而到2010年，这一比例则下降到2.17%，在全球贫困人口数中占比则下降到13.36%，下降近70%。并且，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大幅下降，该比例从1981年的16.83%下降到2012年的1.2%，下降约93%。这一数据有力表明，在我国超高速经济增长驱动下，我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对减少全球极度贫困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超高速发展后，在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等因素作用下，中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而宏观经济向“新常态”的回归势必将对中国减少贫困带来负向冲击。
通过对全球和我国经济增长与贫困现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增长依然是减少贫困的主要途径。但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尚不足以实现完全消除贫困的目标，增长也会带来诸如不平等加剧等负效应。然而，就增长和贫困间关系而言，最重要的前提是通过合适且准确的数据来源、恰当的度量方式和指标对两者进行准确度量。
首先，数据质量至关重要。基于良好的统计或调查数据是消除贫困的基本前提，也是理解增长和贫困之间的关系、有效实施扶贫政策、进行精准扶贫的必要条件。因此，将国民收入核算数据同高质量的家庭调查数据进行有机结合，重视调查问卷设计和家庭及个人消费数据，能够为准确度量贫困提供重要依据。
其次，应有统一恰当的贫困标准，并使用恰当的统计分析方法。统一的标准不仅有助于进行国际或国内不同区域间的比较，而且对于准确度量贫困具有积极意义。而恰当的统计分析则能够避免数据可能带来的偏误。此外，贫困标准的设定不仅应考虑居民收入或消费数据，同时应重视居民在健康、教育等方面的贫困。此外，基于一定标准度量贫困，也应注意性别差异、地区差异和个体特征等的影响。
最后，重视增长的包容性和平衡性。由于增长也会带来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等负效应，因此，通过更具包容性和平衡性的经济增长将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处于极端贫困水平的群体纳入增长受益范围内，通过共享繁荣的可持续增长，才是消除极度贫困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