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波（教授） 李婧
北大经济学院
zhoujianbo@pku.edu.cn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表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时，明确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增强企业家信心，让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尽显身手”。的确，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企业家不仅应当提高投资热情、坚守实体经济，更应当弘扬企业家精神、承担社会责任。
如今改革开放已4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形成了初步的企业家精神。两会召开前，《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旗下《中国企业家》杂志、中国企业家智库联合发起“百名企业家两会调查”，在问及“您眼中的企业家精神包括哪些内容”时，有77.78%的企业家认为创新力是其重要组成，比例位列所有选项之首。然而，在当今提及企业家精神时，我们往往会想起其在生产领域表现出的敢闯的熊彼特创新精神，而常常忽略企业家在消费领域和分配领域中需要具备的勤劳节俭和经邦济世的精神。
早在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便将创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并且认为创新是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这一独具特色的创新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动力以及经济危机的爆发原因，奠定了熊彼特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开启了经济学中创新研究的新领域。在“创新理论”中，熊彼特认为，任何企业、行业及经济体的发展都必须要靠供给者内生的创新来驱动，通过这种创造性的“质变”过程，旧的生产方式将被破坏，新工具或者新方法将被应用，新的发展将会被实现。在此进程中，以实现这种“新组合”为职业的“企业家”将会扮演主导性的角色，对于企业、行业或经济组织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必须拥有足够的理性、明确的目标、征服的意志以及创造的欢乐，从开发新产品、创造新生产方式、开拓新市场、寻求新供应来源或者组建新组织等方面实现新的组合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不乏具有敢闯精神的实业家，诸如张瑞敏、任正非、柳传志、马云、马化腾等，这使得中国经济稳步提升。然而，创新精神并非衡量企业家品质的唯一标准，也并非促成企业家成功的唯一要素，在高度重视创新精神的同时，企业家有时抵御不住外界的诱惑，难以坚守勤劳节俭的品质，缺乏互利共享的意识，忽略了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针对此现象，学习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韦伯和华人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对于勤劳节俭、互利共享精神的论证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阐释的一样，勤劳和节俭对于企业家而言意义非凡。以经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改革后的基督新教为例，它作为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基础，其教义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勤劳。它将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当作一种职业责任、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二是节俭。对新教徒来说，财富的享受虽然是绝对禁止的，但通过努力工作获得财富却是必须要践行的，毕竟努力工作的结果是报酬增加。但这同时也增加了外面的诱惑和腐败的风险，由此会导致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下降。而崇尚善行，奉行节俭，把工作所得交给上帝，不但会极大地降低腐败的风险,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持久的动力,还会为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准备日益扩大的市场。
余英时受韦伯新教伦理理论的启发，参考韦伯的写作框架，写出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他认为明清商品货币经济能够大发展，是与六祖惠能推动下的面向现世、面对此岸的新佛教——禅宗，以及在其影响下最终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价值观分不开的，这奠定了宋元明清的商业伦理。与改革后的基督新教相似，它也有两个特点。一是勤劳，“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成为大众俗语，对人们的经济活动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二是节俭，这要求人们要积德行善，济世救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士人自我期许的目标。毕竟前者的努力工作在赚取更多金钱的同时，也会增加外部诱惑和腐败的风险，带来贫富的分化。而出于为天下贫病者考虑的积德行善可以帮助穷人，有助于财富的再分配过程，由此推动明清商品经济高效而可持续的发展。
因此，在技术更迭迅速的时代里，企业家的确需要将坚持创新置于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位置，这样才可避免诺基亚被微软收购而走下神坛时，其ceo所谓“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但还是失败了”的遗憾和感慨。在需求不断更新的大潮中，企业唯有继续将创新置于重要地位，方可迎合、预见甚至引领时代的需求，实现张瑞敏所谓的“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的持续发展。除此之外，企业家更需要坚守勤劳节俭的优秀品德，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实现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企业家们还需要承担起互利共享、经邦济世的责任，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同时发展。在2017年被称为风口的共享单车的兴起便说明了个体与社会的效用是可以同时被提高的，它们秉承着互利共赢的观念，借助前沿的互联网技术和丰厚的资本投入，真正解决了城市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企业家也纷纷投入精准扶贫的大潮中，以马云、刘强东、许家印等为代表的大企业家纷纷为脱贫致富开出良方，“10位在沪襄阳籍企业家向家乡捐赠扶贫财务650万元”的新闻更是屡见不鲜。通过对勤劳节俭、互利共享精神的传承和传播，企业家得以在自身力量不断扩大的同时，通过不断回馈社会、传播正能量，推动社会和财富的可持续发展。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建立在因果报应、积德行善、普度众生观念基础上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价值观，因对欲望的极端约束，而有助于维持社会成员身心的平衡，有助于协调个体经济与自然、社会的矛盾，有助于促进国内外的和平与安定，因而推动了宋元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至出现了晋商、徽商等十大商帮。展望今日，在党的十九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背景中，在“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的时代下，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内容，并非仅仅包括创新和敢闯的精神，更意味着在重重诱惑中坚守勤劳节俭的优秀传统，遵守爱岗敬业的职业操守，弘扬经邦济世的中华精神，为中国梦的实现添砖加瓦。
附：作者简介：
周建波，1965年5月生于山东省莱阳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所长。曾在《经济学季刊》、《北京大学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学动态》、《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家》、《经济科学》等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著作有《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成败晋商》、《先秦诸子与管理》等。其中，《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获2002年北京大学第八届科研著作二等奖、北京市优秀科研著作二等奖，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一等奖，北京大学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著作提名奖，凤凰卫视中文台《开卷8分钟》曾做过专题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