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在2018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修订宪法是代表们审议的最重要内容。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对我国的根本大法进行修订，极其重要的是要把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本次宪法修订的重要内容就是对“改革”的强调：原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的“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原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新宪法加上了“改革”这两个字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后40年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总结。我国之所以在这些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人民生活和综合国力得到巨大提升，都与我们在各个领域持续推进的改革密不可分。中国的崛起所走过的道路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将要开启全面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首先是要坚持改革过程中已经被证明了的正确的发展道路，同时要继续推进改革，尤其是改革那些与我国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这样，我们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新宪法再次强调：“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未来的发展必须根据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并在十九大坚持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为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取得了长达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和国家及时提出了高速经济增长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而要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为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提供支持和保障，支持我国的全面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40年来，正是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不断解放生产力，我国才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改革的任务，就是如何在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充分调动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生产效率（包括时间效率和要素效率）的改善来增加产出，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来扩大和平衡收入，通过各个方面（政府、企业、居民等）对收入的使用来扩大消费，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实现持续增长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首先是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通过对劳动者收入的调整来奖勤罚懒，以此达到增强企业活力的目标。但是后来发现，仅仅依靠在企业或单位内部拉开劳动者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限的，因为其它的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土地、管理等）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也不能忽视，而对这些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国家、集体、个人）的激励（投入）对于经济活动的产出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党的十四大上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产权制度上，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应地，在分配制度上，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就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从分配原则上兼顾了政府、国有和非民营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所得到的回报更多地通过市场来决定，从而有效地提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党的十八大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大多是在供给领域即生产领域进行的，即通过分配方式的改革、产权制度的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从供给方改善生产效率并增加生产要素的收入，再由各种生产要素收入的总和形成国民可支配收入，由此扩大投资和消费的购买力，在新的高度上形成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从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角度看，两方面的管理要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的目标。但是就中国而言则有特殊性，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在转轨过程中进行的，是在对体制和机制不断改革的进程中实现的，这种改革既需要不断调动经济活动中的潜力，又必须保证经济活动的稳定性。在这种发展中，供给侧的改革发挥的作用显然更为重要。虽然需求管理也很重要，但需求管理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之中的，如货币政策的应用，就依赖于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发展，金融市场体系越完善，货币政策的应用也就越有效。供给领域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调节生产要素之间、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关系来优化资源配置，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增加投入，从而不断实现增加产出的目标。因而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的改革。对于原来的公有制经济而言，就是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与此同时，要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浅显地说，就是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承认并保护公民对私有财产的合法拥有和使用，尤其是在生产过程中的拥有、使用及其回报的获取。事实已经证明，正是由于有了国有与非国有经济的共同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才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有一段时间，由于国际上实行计划经济的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效率明显低于市场经济国家，西方经济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的效率低于私有制，并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一些原计划经济国家如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按照这个“共识”开出药方，通过“休克疗法”推行全面私有化，结果反而更差。但在中国，我们运用“中国智慧”，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中国奇迹，这就是改革的力量。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和竞争，就出不了腾讯和阿里巴巴这样的全球领先的企业，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国有企业在基础建设上的支持，包括卫星通讯、互联网建设、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等，中国的民营科技产业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走到世界科技革命的前沿。实践雄辩地说明，坚持改革，坚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发展，互相取长补短，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附：作者简介
李心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司金融理论、保险投资理论与实践。在《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保险研究》等期刊发表50余篇文章。出版《公司金融学》、《应用统计学》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