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yanyu0906@pku.edu.cn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致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两会首提“新型政党制度”。从经济、社会、制度等维度展现了中国治理模式的特色与优势，推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形成中国治理模式的内在特质。“定于一”、“民本”、“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价值观和文化自信决定了中国必然选择共享、普惠的治理模式。其本质上是一种共同体治理模式,体现为国家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中国治理模式的内在价值取向
“定于一”奠定了国家共同体治理的基石。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大一统”思想最早体现在《诗经》，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证了“大一统”理论。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以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实现治权一统、政令一统、文化一统、民族一统等。基于此，尽管历史上中国社会分合无定，在一系列体制内外各种分权制衡中，始终维系“统一”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
统一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其保证了国家治理的高效性，体现在决策连续性、执行有效性、运行效率高、运行成本低等方面，为创造中国发展奇迹提供了保障机制。而欧美国家陷入发展颓势与其国家意志分散撕裂密切相关。“定于一”为“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掌控多元社会复杂局面的文化基因，确保国家有效治理，防止出现党争、民族冲突，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过强的对抗性所引发的社会持续分裂与动荡。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则加强了社会力量的合作协调，凝聚了国家治理的强大合力。
“民本”思想是国家共同体内在和谐的基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历代中国统治者的为政思想，处理国家和人民关系的价值取向。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到“执政兴亡在于是否代表人民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民这一治理规律不断被传承和超越。事实证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但都归于失败，均因其偏离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意志。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开创了扶贫工作的新局面。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精准脱贫力度”，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弥合性，强化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的顶层设计，是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增强国家共同体凝聚力、提高共同体成员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举措，在确保了社会公正的同时也避免了西方福利经济的危机。
“天下为公”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意识提供国家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标志。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强调集体主义、强调成员的权利共享和责任共担、强调国家责任普遍性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成为区别于西方国家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国家治理价值取向的重要标志，奠定了国家共同体治理观的核心价值取向、内在诉求和思维模式。
“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奠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调。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理想，试图把国内社会秩序的和谐推行到整个世界，以谋求世界秩序的和平与稳定。“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强调国际交往要以和平方式构筑秩序，而尽量不要述诸武力。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构建和谐社会”到“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的理念一脉相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普惠概念，把普惠作为建设持久和平世界的根本原则，以建设利益合作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行动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合作共同体为核心内容，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着力建设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全球文明。在观念多元、利益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区域差异多元、发展阶段多元的风险社会背景下，为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 中国治理模式特色
中国治理模式的形成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及民众心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潜移默化地培育了国民共同的心理预期，这种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比较，更具有内在生命力，形成文化约束、价值观约束。中国治理模式不但无法与传统文化相割裂，还需要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以发挥文化整合作用。
中国治理模式特色体现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即“家国一体”；执政集团与百姓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人民本位、共生一体，国家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担负民生责任，共享发展成果；在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贡献和合共生的包容理念，将世界经济联结为公平共享、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推动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的良性互动。
国际经验同样表明，基于文化根基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符合民族习惯、符合人类基本价值观的治理模式则兴盛，一旦选择所谓的西方民主化道路极易引发国家治理危机。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作为中国梦的“根”与“魂”，影响中国道路的广度、深度和实际成效，是民族复兴的动力，为世界新文明的崛起提供启示。
三、中国治理模式的普适价值
中国治理模式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共同体治理,体现为国家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对中华文化的坚守与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内化于中国精神，转化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认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普适价值。
中国治理模式内蕴追求统一的整体国家观和民族观保证了国家治理的高效性；民惟邦本的价值观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催生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自我更新能力；“天下为公”的情怀激发国家自觉履行责任担当；“协和万邦”的天下视野构建出“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秩序观，共同构成中国治理的价值观，区别于西方国家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治理价值取向。共同体治理模式强调成员的权利共享和责任共担,是当代中国实现善治的内在诉求与根本出路，也为其他国家提供治理模式的借鉴。
面对新的国家安全形势，加强国际传播，拓展中国治理模式的价值认知，能够建立积极共识，破解文化冲突和不良国际舆情，为中国治理思想与模式凝聚更多的价值认同、文化认同，拓展互信合作空间，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有效贯通，真正推动形成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普适价值。
附：作者简介
闫雨（1976——）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战略合作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西南分院执行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应用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产业。
曾荣获2017年全国博士后论文一等奖，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刊发表论文多篇，多部研究报告被国家部委采纳。出版《思想的碎片-文化与经济论衡》 、《中国管理-c模式》、 《禅与现代管理》、 《心灵的河流》、《心湖泛舟》等学术和文学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