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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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当中，最核心的一句话是关于基本矛盾的重新阐述。这实际上是为中国现阶段乃至以后一个较长时间定调。基本矛盾就是关键毛病，找到了关键的病灶才能下药，所以对基本矛盾的重新阐述是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重新把脉，重新开药方子。这当中有两个关键词：“不平衡”、“不充分”，今天我就此谈谈一孔之见。
我认为“不平衡”，有三个方面：
第一，人跟自然的不平衡。多年来，中国经济超常规快速发展，在全世界一枝独秀，是全世界增长的火车头。成绩毫无疑问要肯定，别人也很羡慕。另一方面，快速增长也带来了人和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中国消耗了全世界大概一半以上的铁矿石、一半以上的煤炭，中国所污染的土壤和水的程度也是世界罕见的。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从出生开始就感受到中国的高速增长，已经习惯了。可“习惯”背后的代价高到不可想象。在代际之间，透支了中国非常大的能量，导致以后的数代人，要在代际传承当中忍受不公平。换句话说，我们这代人占得太多了，把子孙后代很多的东西提前透支了，造成人和自然的关系极大的不平衡。中国的生态危机是非常严重的，整个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空气和饮水等日常生存质量要素等都堪忧。因此，人和自然关系的不平衡是追求高速度增长模式所带来的，是长期以来粗放型的发展形态所带来的。我们一方面享受了这种高速的粗放型增长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受到了负面的影响。现在要转变增长方式，解决人和自然的不平衡，去过剩产能，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目前的农业污染、农业生态问题是人和自然关系不平衡的突出表现之一。
第二，人和人之间的不平衡。人和人的不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特征。小平同志说，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全面完整理解小平同志的话。“允许”背后潜台词就是要暂时适应人和人的不平衡，地区之间要拉开差距，人和人之间要拉开差距，这是搞活经济、提高激励的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搞的是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也就是梯度推移战略，先发展东部，尤其是14个沿海开放城市，然后再发展中部，然后再发展西部，中国的区域差距在这几十年中有所拉大。当然人和人之间的差距还包含着城乡差距，城市和乡村的二元结构一直是我国最核心的经济特征之一，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社会福利差距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很高。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不平衡，就要着重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社会保障非均衡的问题，尤其要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大力消除贫困，重点要扶持那些欠发达地区、边远民族贫困地区。这几年我到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走了很多地方，这些地区有几个特点，第一，少数民族居多；第二，人均收入严重低于平均水平，贫困发生率也非常高；第三，一般都是生态脆弱区。
第三，人与自我的不平衡。一个社会的平稳发展，既有赖于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平衡，更有赖于人跟自己的平衡。人跟自己的平衡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人能建立非常稳定的内心秩序，拥有比较完善的心灵世界，从而在他的事业、家庭当中保持非常稳定的状态，为社会做出正面的贡献，而不扰乱社会秩序。中国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既有可能是出在人和人之间的不平衡上，也有可能是出在人跟自己的不平衡上。今天的中国人能不能有一个稳定的心灵世界，能不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信仰，能不能把自己的行为放在整个社会的平台上去衡量，能不能保持伦理和道德秩序，这对于中国的未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这往往被大家所忽略。在传统的小农社会，在古代农业文明中，一个人不管他贫贱还是富裕，都有一颗比较平和的心态，为什么？因为传统社会中“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和信仰导致他的心理结构比较健康，可是当今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巨大变迁已经打破了这个均衡的心灵和文化结构，导致自我的心灵世界出现了不平衡。我们以前老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但是很多人富了反而出现很多问题，甚至崩溃。这就涉及到信仰建设、社会的心理构建等问题。在农村，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伦理建设、道德建设更加重要，这是其他一切乡村建设的基础。
什么叫“不充分”？“不充分”三个字，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政府部门讨论的都很不充分。为什么？因为这涉及到对中国经济社会更为深刻的洞察。我讲“五个不充分”，是为了抛砖引玉，希望得到补充和教正。
第一，城乡社会福利和公共品的供给不充分。城和乡，尤其是乡村，公共品的供给比较不充分。所谓公共品，就是一般由国家来提供，而私人提供一般缺乏效率的东西，比如说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医疗等。现在看到的不平衡，比如说城乡不平衡、人和人的不平衡，实际上跟公共品供给的不充分是有关系的。现在农村的公共品供给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仍然有很多乡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比较糟糕，很多地方没有条件很好的小学、医疗条件很差，农村卫生条件差，很多村庄的垃圾处理令人揪心。公共品供给不充分，尤其是农村供给不充分，是影响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大问题。
第二，一些地区的法治环境建设和依法治理的不充分。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法治环境和依法治理尽管有了改善，但还是不充分，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尤其是农村。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要依法办事，要在营造法治环境方面做好表率，要警惕某些行政管理人员的胡乱作为。依法办事，依法治国，才能让公民有安全感，有归属感。
第三，社会信任体系与社会伦理的建设还不充分。这使得中国成了一个低信任度国家，成了一个人和人之间交易成本很高的国家。人和人之间不够信任，老担心对方有道德风险，吃油条担心对方用地沟油，签合同担心对方不履约。在商品交换和市场交易中当中产生的契约问题、产品质量问题、社会治理等，都跟社会信任、道德伦理供给不充分有关，这已经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都要为此付出大量的成本，成本高到不可想象。农村的社会信任、道德伦理问题很突出，现在很多地方村风混乱，乡村治理混乱，村庄道德水平下降，乡村社会礼崩乐坏，这些问题不解决，对乡村的未来发展和社会稳定影响极大。
第四，社会公平机制的建构尚不充分。目前城乡身份造成的差距还比较大。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仍有待解决。每个人根据身份有不同的福利待遇和权利，身份不同就有不同的医疗条件、社会保障和教育水平，这些现象，直接导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平衡是有因果关系的。当然这个不充分，在农村体现得比较突出。现在倡导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社会保障均等化，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第五，文化建设尚不充分。我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文化影响力与我们的经济影响力还不相称。文化传统挖掘得还很不够，具有竞争力和感召力的文化符号还没有被充分认知，文化软实力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差距。未来一定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中国的文化品格将大大彰显，这必将有助于我们的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因为文化建设就是社会共识不断形成的过程，是社会凝聚力不断加强的过程，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不断加强的过程；同时中国文化的大发展也有助于中国在全球政治和全球社会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有助于全球社会对中国的正确认知，有助于中国“走出去战略”。农村文化建设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和农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农村文化的复兴，必将带来整个农村发展的复兴，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以上讲的三个“不平衡”和五个“不充分”，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不是从静止的、指责的角度看。未来中国必将从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走向平衡和充分的发展，即实现三个均衡和五个充分：即通过转变增长方式实现人和自然的平衡，通过协调区域发展战略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人和人的平衡，通过心理和信仰建设来实现人跟自身的平衡；要实现城乡公共品的充分供给，实现法治和安全的充分供给，实现社会信任和伦理水平的提升，实现中国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充分发展。这就是未来的目标，这个大目标一确定，整个十九大精神就搞清楚了。
在这“三大平衡”和“五大充分”里面，最核心的是乡村的发展，所以乡村振兴战略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牛鼻子”。乡村是所有这些问题的纠结之地，是矛盾的总焦点，无论是三个“不平衡”还是五个“不充分”，在农村都表现得比较突出。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习主席谈了八个字：“重农固本，安民之基”。我们在2010年创办《农本》杂志，倡导新重农主义，也是这个意思。很多人也许有疑问，现代农业产值占gdp都在10%以下了，农业和农村问题还有这么重要吗？我想可以有五个理由来回答这个疑问：
第一，中国农业关乎中国粮食安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不断进口大豆和主粮等战略性粮食产品。2017年粮食播种面积第一次出现了下滑，中国粮价很高，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乐观，要有粮食安全和粮食危机这个概念，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中国的农业人口是巨量的人口，农业人口按照城镇化率42%计算的话，还有58%的农业人口，将近七、八个亿，难道不应该关心这个庞大的农民群体吗？这个群体的稳定和富裕，就是中国的稳定和富裕。
第三，中国有巨量的农民工促进了中国的高速城市化。农民工有两个亿，这是非常特殊的、值得特别关照的群体。农民工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但也带来农村社会的撕裂，带来留守儿童的问题，带来下一代伦理道德问题，带来孝道缺失问题，这对中国的影响无穷之大，关心农民工人群，就是关心整个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
第四，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涉及到国家的生态安全。大面积农村地区是中国的生态安全的最大保障，尤其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是中国生态安全最重要的地方。
第五，中国农业涉及到传统农业文明跟传统文化。春节、端午等都跟农业文明有关系。我们小时候那么多丰富的节庆活动，现在大多都没有了。传统农业文明下的节庆没有了，西方的万圣节等节日就来了。传统节庆渐渐消失，跟这个节庆相关的祭祀、庆祝、敬拜那些仪式都没有了，你的文明还会在吗？
出于以上理由，现在仍旧要极其重视农业和农村，“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从农业产业化和粮食安全、农民组织化、乡村治理、乡村生态环境、农村扶贫开发、乡村文化建设和伦理建设等方面，全方位地构建一个新的乡村，如此国家才有希望。
附：作者简介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 王曙光教授是我国农村金融学科和金融伦理学科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已出版经济学著作《中国农村》、《中国方略》、《问道乡野》、《农行之道》、《告别贫困》、《金融减贫》、《金融伦理学》、《农村金融学》、《金融发展理论》、《守望田野》、《乡土重建》、《草根金融》、《普惠金融》、《天下农本》等二十余部，发表经济学论文百余篇，并出版散文集《燕园拾尘》、《燕园困学》、《燕园读人》、《燕园论艺》、《燕园夜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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