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2]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研究河北问题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底,习总书记视察北京时宣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2015年春，习总书记多次主持会议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确定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思路和方法；2017年2月，习总书记视察河北和北京，非别对雄安新区和北京规划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可见，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战略构想到顶层设计，再到基本思路、方式方法和重大举措，都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并推动实施的。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核心工作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3]，主要任务是产业转移，即把北京的一些不属于首都功能的产业和功能向河北省和天津市进行合理有序地转移。本文认为，产业转移和协同发展要处理好京津冀定位与“错位”的关系。
京津冀在地理区位上京津冀属于毗邻的渤海湾经济带，在经济、文化、地理上是一个整体，三地加起来有1亿多人口，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京津冀在行政区划上分为一省两市，过去几十年来“各自为战”，分别根据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自然资源来勾画各自的“功能定位”。原本同属一个地理大区，具有相同的地缘人缘，却被加上不同的行政管理立场，自然就会出现功能与定位方面的竞争。三地定位上所体现的战略思想就难免有雷同之处，在实际发展中，也都期望各类资源能向着自身定位的方向来发展，然而最终结果却是无法顺利地实现定位的目标，从而三地都出现了各自不同的偏差。举例来说，首都的强大“虹吸效应”加剧了“北京吃不完，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着”现象，北京出现“大城市病”，人口失控，生态、资源、环境、交通等领域瓶颈明显；天津出现了恶性竞争行为，“大小通吃”局面显现，“轻重高低一个都不能少”的状态凸显；河北省则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单一且低端的重化工业群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并波及北京和天津。
所以，要从京津冀区域整体的高度上谋划产业布局；也就是说，要淡化行政区划，从促进区域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培育更多的二线和三线城市，形成城市规模、空间布局和产业配置都比较合理的城市体系和功能区。
京津冀的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
如何在避免产业雷同的同时又协调好异构发展？这需要明确京津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定位，理顺彼此之间的关系。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需要把三地作为一个整体区域，通过统筹兼顾来谋划定位。只有打破行政壁垒，将三地产业统一规划，才能充分利用各地的比较优势。其次，要明确北京、天津、河北经济发展的各自定位。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优化产业结构、实行优势互补和错位发展。
北京市的定位是“四个中心”：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北京是首都，但北京承载了太多功能，资源环境容量已到极限。京津冀协同发展希望通过协同来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国家对北京作出“四个中心”的定位，不符合首都战略定位的功能都划为非首都功能。作为全国的首都，北京应当突出国家政治和行政中心，不应再强调和扩大经济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医疗卫生中心等功能。改变北京多中心的格局，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也可以缓解华北地区生态脆弱和人口过度向北京集聚的矛盾。
随着体制改革深化和简政放权，行政权力将削弱，政府审批权会缩小，地方政府“跑部钱进”的现象必将随之减少，企业总部也没有必要聚集于北京。此外，北京也不宜强化高教或科技中心的作用。其实，我国已经形成哈尔滨、沈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西安、成都等多个科技和教育中心，北京不过是全国的科技和高等教育中心之一而已。所以，应该逐步推进北京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文化卫生等事业机构向河北和天津分流。但是，分流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企业事业单位在存量调整上有困难，所以首先需要控制住增量，尽量做到零增量。
北京市从高端的航空航天产品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到中端的机械制造业、低端的建材制造业和服装生产，制造工业自成体系。北京优化产业结构必须做到有得有失。一方面应在提升产业层级上做“加法”，形成专业化、社会化的分工体系，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重点发展产品研发与设计、关键零部件制造和产品总成，推动一般制造业向河北等地转移。另一方面也要敢于做“减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发力，逐步压缩乃至放弃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和用人多、占地多、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要纠结局部产业gdp的得失，也不必担心产业收缩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北京就业的减少会增加河北等地的就业机会，而且有可能降低劳动力成本。
天津市的定位可以概括为“三区（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一基地（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天津有濒海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港口设施，有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现代工业体系，有发达的商业、外贸、金融等服务业基础，还有与河北联系紧密的历史传统。天津应利用实施滨海新区开发的机遇，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建设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建成华北经济中心，并发挥对河北乃至整个华北的辐射与带动作用。
作为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天津的制造业比重高于北京。天津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包括冶金、石油化工、基础化工、机械制造、汽车、电子信息产品、纺织服装，等等。天津产业调整与北京的共同点是要产业升级，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促进低附加值产业转移，通过专业化、社会化分工提高与河北的产业关联度；同北京的区别在于天津既要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又必须坚持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对标工业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加强现有制造业创新、改造和升级。
河北省的定位是“三区（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一基地（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
河北发展应以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要发挥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产业疏解，加快京畿周边特色产业发展，建设适应北京、天津需求的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减少和消除贫困，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当然，在建设和发展环首都经济圈的同时，河北还应着眼于全国市场甚至海外市场，培育在国内外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扩大对外贸易，提高开放水平。
河北省的重化工业与轻纺工业的比例为8∶2，重工业比重过高。近年来需求变化和产能过剩的矛盾加剧了钢铁、建材等重工业的困难，在生态和市场环境的双重压力下，河北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下决心淘汰钢铁、建材等高耗能、高污染工业的落后产能；调整和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促进资源密集型重化工业生产要素向生产技术先进且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型企业集中；发挥毗邻京津的地理优势，以发展“菜篮子”工程改变京津地区蔬菜供应依靠远距离运输的状况。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另一个内在要求是三地在科学定位的基础上产业“错位”发展。北京、天津、河北的发展不必个个都自成体系，而要主动参与区域产业分工，加强在发展空间、产业功能、资源要素、基础设施和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对接与合作，才能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区域合作机制，着力推进资源整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还要积极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促进节能减排，共同保护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