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国家引领伟大的文明，伟大的文明需要伟大的理论。
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宏愿。2012年，十八大进而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7年，十九大又进一步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的提议，更改宪法内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在中国历史上获得了空前地位。虽然我们面临经济调整的压力，但2019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依然多次强调，要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从2007年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我国引领全球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艰苦旅程中已经摸索了十余年。然而，什么是生态文明？由我国引领的生态文明要迈向何方？生态文明是高屋建瓴，但不是空中楼阁，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撑。生态文明的内涵是丰富而与时俱进的，既需要形而上的哲学建设，更需要经济学、生态学等现代科学理论的具体支持。生态经济学坚持社会经济系统为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这一“大生态观”，尊重“自然法则”，重视“自然和道德约束”，强调“人与自然的协同共生”以及“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些都与我国生态文明的主张不谋而合。因此，继承了先哲智慧又融合了多元现代学科思想的生态经济学在我国推进生态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应该扮演重要的理论供给者角色，其理论创新和理论建设对于我们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的内涵、实现路径与发展目标有重要的作用。
1. 中国生态经济学滥觞于学科建设、繁荣于现实研究而式微于理论创新
虽然生态经济学这一概念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大背景下全球寻求新的发展思路中应运而生的，但将其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来发展，我国是举全球之先的。1980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以敏锐的直觉意识到生态问题在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中的重要影响，于是发起了我国首次生态经济学座谈会，并在《经济研究》发表了“实现四化与生态经济学”一文（许涤新，1980），倡导在国内广泛联系经济学、生态学等领域的学者，建立生态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中国生态经济学滥觞于此，并从此经历了10余年的繁荣发展时期：1984年，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成立；1985年，《生态经济》杂志创刊；彼时，《经济研究》等众多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刊出了多篇探讨生态经济学学科建设的优秀文章。
然而，学科建设的热潮并未持续太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经济学由于各种原因逐渐由学科建设和理论探讨转向解决资源环境等现实问题，呈现出应用研究兴盛而理论创新不足的局面，偏离了最初学科建设的愿景。而兼顾“理论反思”和“问题研究”的国际生态经济学在进入21世纪以后进一步聚焦学科范式的探讨，在理论创新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成为了引领全球繁荣、持久发展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源泉。
生态经济学这一学科在我国从最初的繁荣到逐渐式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理论创新和理论建设（ji，2019）。我国生态经济学在服务于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湮没于源源不断的现实需求之中，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的空间被无尽的现实需求所挤占。由于缺乏自主的理论创新，一方面，中国生态经济学这一学科在指导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个整合了先哲智慧源泉和现代思想火花的优秀学科在我国也面临着发展的桎梏。
2. 实现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复兴，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提供理论支撑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比世界任何国家都更需要、也更有底气提出生态经济学的复兴议程。首先，中国需要生态经济学：过去的粗放型发展路径给我国带来了诸多生态和社会问题，根据我们新近的研究，中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不经济的增长”（long and ji, 2019），社会经济的“诊断”与“救治”亟需引入生态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率先提出“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成为全球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迭代的探路者与领路人，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支持将对中国能否扮演好这一角色起到关键性作用。同时，生态经济学也需要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典型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自上而下”的资源整合路径不失为学科建设的高效方式。当然，生态经济学若想在现代科学体系中获得独立而长久的地位，光凭学科建设的“空壳”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丰富而强大的内核，这需要一代又一代生态经济学人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理论生长的力量。
（1）“自上而下”的学科建设
中国古语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若想在中国复兴生态经济学，首先应该正其名。蓄水养鱼，欲取先予。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国家应该给予这一学科明确的定位。为了顺应国家发展的需要，1997年我国在管理学门类下新增了“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与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平级；2010年，我国又在应用经济学门类下新增“能源经济二级学科”。因此，鉴于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宏观战略和千年大计，笔者提议，应该尽快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立“生态经济学”这一学科目录，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创立起我国“生态经济学”这一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关于如何纳入以及纳入何处，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有详细陈述，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不赘述）。
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既需要有学科带头人，又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我国生态经济学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迅速沉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关人才的脱节和缺失。国家应该从战略层面更加重视生态经济学的学科队伍建设，为生态经济学的人才培养提供更多的激励。
此外，强国之基在于养蒙，将生态经济学在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同时，也要加强基础教育的生态经济思想启蒙，为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民族事业储备力量。
（2）“自下而上”的理论革新
中国建设生态文明之终极任务在于“实现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经济学复兴之终极任务则在于树立赋予这门学科以生命的独立精神并引领大生态系统内的人类社会实现富足、公平与长久（ji, 2018）。这两桩大事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一代一代人艰苦而持续的努力。自上而下的学科建设过程能够迅速整合资源为学科创建铺平道路，但理论的构建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以一代一代的生态经济学人自发的去建设、传承、发扬、创新乃至更替。
生态经济学根植于古代哲学和古典经济理论，又积极吸收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鲜养分，是在对经济学和生态学等学科的反思中向上而生的新兴学科。新兴学科的成长往往会面临两大类考验：一是来自既有学科体系的阻力；一是来自实践对真知的检验和甄选。
君子追求“和而不同”，中国人自古具有“兼容并包”的气质和胸怀，这也是我国能够创世界之先建立生态经济学学科的原因。中国老一辈生态经济学家未能完成的生态经济学理论构建的任务已经落到新一代生态经济学学者肩上了。我们应该不忘学科衰落之殇，重视理论革新，突破藩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兼容并包，一方面深度挖掘我国先哲的文化瑰宝，同时以更加积极、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经济学、生态学、复杂性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最近进展，为发现经济过程的自然规律、探寻经济增长本质以及如何实现在自然和道德双重约束下的人类社会的富足、公平与长久这一终极目标提供来自中国的理论发现，为生态经济学的长足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
真理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但实践也要给真理孕育的时间。正如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所说，“我意识到，当我们试着创造一个新事物时，我们必须学会等待。我们必须充满耐心的播种，精心浇灌土地，让种子自己发芽、生长，它需要时间。你不可能愚弄植物，你更不可能愚弄历史”（meadows, 2009）。理论的生长也是一个自组织过程，是一个需要和实践不断碰撞并不断修正的过程。因此，理论的创新，需要一个更能沉得住气的社会的等待，更需要生态经济学人自主自觉的研究热情。一方面，我们新一代生态经济学人要养成理论自觉性，敢于坐冷板凳、啃硬骨头，不凑热闹、不盲从大流，以“思想自由”之独立人格坚持真理的探寻。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应该减少对学术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为基础理论研究者提供更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
当然，自下而上的理论创新还需要整个社会的力量。生态经济学的理论革新需要一个具有深厚“生态关怀”和“人文关怀”的社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小做起，从小事做起，自下而上形成我国的生态社会观，从而实现我国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顺利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