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至要莫如教子。”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当前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本届人大和政协代表热议的话题。近年来，家庭消费中的教育支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课内课外、线上线下，各种辅导班、兴趣班大行其道。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因此尽己所能为孩子争取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2019年春晚小品《占位子》形象的反映了这一热点问题，同时也折射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家庭教育错位和父母陪伴的缺失，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与思考。事实上，子女的教育问题不仅是“至要”的家务事，也是关乎宏观经济发展的国家大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力资本的培育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父母的陪伴和正确的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则在家庭教育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却往往被社会所忽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席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及其合作者在对儿童早期教育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后发现，决定孩子早期认知能力发育的关键因素就是父母的教养方式。他们通过在世界各地进行家庭随访和随机控制实验，发现更高的父母参与度（parental involvement）和更多的陪伴时间能够显著提升孩子的认知能力和发育质量，而父母的陪伴和良好的教养互动则成为儿童人力资本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笔者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基于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规模家户调查数据库——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对父母的教养方式在孩子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教养方式在经济学中关注较少，但在教育学和心理学中已有较多研究。我们借鉴了发展心理学的主流文献，基于两个维度对父母的教养方式进行定义——“要求”和“反应性”。其中，要求（demandingness）代表父母是否对孩子的行为建立适当的标准，并坚持要求孩子去达到这些标准，这体现为设立常规的任务要求，设立优秀的标准，对孩子日常活动（如睡眠、看电视时间等）的规定和限制；而反应性（responsiveness）则表示父母对孩子接受和关爱的程度及对孩子需求的敏感程度，这体现为鼓励孩子进行独立判断和语言表达，提出要求时伴随理由和解释，以及父母的利益不占统治地位等方面。
根据这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我们可以将教养方式划分成四种类型：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忽视型。其中，权威型（authoritative）的教养方式，是高要求与高反应性相结合，父母对孩子的行为有明确的限定，但是在限定范围内又给孩子自主选择的权利，有较高的对孩子的接受和鼓励的程度；专制型（authoritarian）的教养方式，是高要求与低反应性的结合，父母希望孩子对自己的要求言听计从，无条件的强制执行，通过严厉管教来保障要求的实施，缺少对孩子的鼓励和关爱；放纵型或溺爱型（permissive）的教养方式，是低要求与高反应性并存，父母对孩子行为的约束和控制较少，给孩子很大的自主权，同时给予孩子较高的关照和温暖；而忽视型（neglectful）的教养方式，则既缺乏对孩子的严格要求和限制，也很少给予孩子必要的鼓励和支持。
我们的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将教养方式这一因素纳入青少年人力资本形成的研究框架，用计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从cfps问卷中选取相关问题形成教养方式量表，考察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子女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两方面发展水平的影响，并首次尝试控制了内生性问题，试图通过教养方式这一新的视角，探索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在家庭内部的形成机制。研究的主要发现有如下几点：
第一，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父母对孩子的要求程度和反应性程度都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权威型的教养方式能带来最好的学习成绩，溺爱型和专制型次之，忽视型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最为不利。同时，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也有显著影响，要求的严格程度不再显著，而反应性程度与孩子的心理健康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权威型和溺爱型下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要好于专制型和忽视型。这说明，父母一方面要加强对孩子的要求和期望，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对孩子的关爱、关注和反应。在中国“望子成龙”、崇尚从严治家的文化背景下，我国父母往往更加重视前者而忽略后者，从而在教养方式的选择上对子女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通过控制内生性问题我们发现，上述影响不只代表简单的相关性，而且可以被解释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我们发现，父母对孩子的要求程度确实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有正向影响，而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负向影响。这也提醒我们，对孩子的家庭教育要严慈相济，设置高要求的同时要更多的给予孩子关爱和反应，促进孩子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第三，我们按照性别和城乡差别进行了子样本的分析，从而展示出一系列反映出中国国情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结论。教养方式的作用在男孩的身上表现的更为明显，要求和反应性两个维度都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女孩而言，则只有反应性对其学习和心理健康发挥有显著作用。从城乡差异来看，农村家庭的孩子其学业成绩受到父母的要求和反应性的共同影响，与它们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城市青少年样本的学业成绩则只受到父母反应性的影响；在心理健康的发展方面，只有城市家庭的子女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显著影响。这些差别可能与城乡的社会经济情况以及教育发达程度的差异有关，是我国教育发展不均衡的表现。
在政策含义方面，我们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学校教育之外，要更加重视家庭教育在青少年成长中的作用，加强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宣传和培养，在整个社会传播先进的家庭教育理念，建设积极和睦的家风，通过家庭教育的改善，支持青少年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其质量的提高；要加强家校共建，促进家庭和学校之间的信息沟通，使父母了解孩子的情况，从而科学的设置要求，适度的给予反应；要从家庭教育层面努力改善我国教育的城乡不平等现象，加强对留守儿童以及落后农村地区青少年的关注和培育，提高乡村地区教育教学质量，同时更多关注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提高农村地区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关注，使得父母的教养方式和质量随经济发展和文化普及而改善，缩小城乡教育不公平。
（本文的主要观点来自笔者与张皓辰合作的论文《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发表于《财经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