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早生效实施、中欧投资协定签署，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上述论述，不仅指明了今年乃至整个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方向，而且昭示了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众所周知，逆全球化潮流出现以来，特别是贸易战和疫情爆发以来，我国不断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推进以双边、诸边和区域经济合作为代表的新型全球化，积极促进wto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与改革。去年末，中国与周边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紧接着，“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ecai)谈判于2020年底宣告完成，中国通过这两个协定既与周边国家建立了更为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又与世界开放程度最高和最大经济体之一欧盟达成了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安排。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引起国内各界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事件接连发生，绝不可能是一种偶然。它表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与开放市场、国际经贸规则的改革完善与逐步趋同，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大趋势；而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引领新型全球化，以包容合作促进经济发展，乃是中国应对这一大趋势，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rcep到cecai再到cptpp，可以看成新时代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三级跳，每一次跳跃所要求的都比之前更高、更难，也对中国自身经济体制、制度框架、竞争力和冲击承受力有更高的要求。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新时代的这一对外开放三级跳，则是中国继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21世纪初加入wto第二次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次开放高潮。这三次对外开放高潮的间隔大约都是20年左右，这并非偶然，说明对外开放浪潮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历史逻辑。其机理在于，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是在充分消化、吸收每一轮对外开放政策成果、在每一轮开放政策的效应充分释放、政策效力趋于衰减的时候，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迫切需要新的开放措施刺激经济活力而又自身又具备了基本承受力的时候，适时开启新的开放进程。正是由于这种开放与改革一张一弛的节奏和阶段性力度，使新的改革开放举措既开疆破土、除旧布新，又因应时势、水道渠成。
可见，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政策既是对相关产业、行业、企业的挑战，又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和制度规则的深刻调整。如同rcep从2012年11月开始历经8年谈判才签署协议，cecai则走过7年35轮谈判的漫长历程一样，未来中国加入cptpp也绝不会一帆风顺，轻松完成。当然，我们也相信，经历了前两个协定多年谈判的经验积累，特别是经过cecai这一高水平贸易投资协定与欧盟27个成员国达成一致的锤炼，加入cptpp的过程应当会相对顺利一些。
不难发现，随着中国加入rcep，随着cecai签署完成并落地实施，随着中国加入cptpp进程的积极推进，随着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以及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进展，中国经济将会在十四五期间形成一个对外开放的新高潮——即70年代末改革开放、加入wto第二次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次开放高潮。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十四五期间会迎来第三次对外开放高潮？这既是中国自身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新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的必然选择。
从国内来讲，中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有可能在不太远的将来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但是，我们也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艰巨任务。在经济全球化受挫、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党中央及时提出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下，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主要不在于广度，而在于深度，在于以同样的制度架构和同样的规则建立起对等互惠的新型关系，而不是发达国家为主、中国为辅的“中心-外围关系”，或者中国大规模为发达国家从事低层次加工制造的非对等分工的主从关系。这里，更高水平、制度型、规则型对外开放就是建立以质取胜的新型对外经济关系的必备条件。同样，随着内循环的推进，我国在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以及最终产品市场上会逐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单向依赖，在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内需市场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形成与发达国家之间互有领先、各有所长、互有需求、互相依赖的局面，最终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对等、竞合、互惠的可持续的对外合作格局。在这一过程中都需要在市场准入、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竞争规则等领域与外部世界规则相容、互利合作，都需要高水平开放。
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大幅度萎缩停滞，特别是疫情大流行带来的脱钩、断链与孤立主义潮流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各国的经济发展，202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断崖式下降42%，国际贸易显著下降9.2%就是证明。虽然一般认为拜登政府执政后特朗普时代的孤立主义和去全球化政策会有所收敛，美国会重新加入一些国际协定，也会与中国开展一些经济合作。但在百年变局与大国博弈的背景之下，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与博弈仍会持续，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和限制甚至可能更为剧烈与深刻，全球一体化结构和多边贸易体制短期内难见曙光。在此种背景下，各种各样的双边、诸边、区域、跨区域的经济合作与自由贸易安排都将是未来的主流趋势。rcep、cecai、cptpp作为与我国关系密切的重要贸易投资一体化安排，肯定是我国必须积极加入和参与主导的机制。在rcep签署成立、cai谈判完成之后，一旦中国最终加入cptpp并更进一步完成中日韩自贸协定和中美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将基本达到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全方位、高水平开放的经济格局将最终完成，21世纪世界经济以双边、诸边、多边fta为主体构成的全球开放格局也将最终形成。
王跃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为当代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国际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供稿单位：经济学院科研办公室
供稿人：王跃生
美编：山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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