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重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两大抓手。扩大内需，首要的就是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消费并不是优先议题。比如2019年会议确定次年重点工作第一条是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2020年确定次年重点任务第一条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021年强调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然而在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非常明确地指出2023年的经济工作“一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一般来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目的是为来年两会的经济议题框定方向。但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样，一字未改地使用了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工作部署表述的情况，在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一方面可以看出，由于正逢换届之年，党中央在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后，非常注意各项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扩大内需和恢复消费的工作，的确是2023年的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投资、消费、出口贸易，共同构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1978-2019之间，“三驾马车”对中国gdp增长贡献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78 年到 1985 年，投资贡献率大于消费，净出口的贡献为负；第二阶段为 1985 年到 1995 年，三者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第三阶段为 1995 年到 2009 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大于消费，同期净出口的贡献较小；第四阶段为 2009 年到 2019 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下降，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上升，说明我国经济的增长正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考察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同样可以发现，围绕投资、消费和出口做文章，始终是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逻辑。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投资的总次数是1151，提及消费的总次数是709，提及出口的总次数是489。投资很显然是中国政府最重视的政策工具和目标。在45年的历史上，只有五次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出现的“消费”次数超过了“投资”，分别是在1981年、1985年、1987年、2020年和2021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消费出现23次，投资出现24次，较为接近。在其他的大多数年份里，投资都是“三驾马车”中最高频的词汇。
正因为投资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亮眼”表现，使得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动力主要来自投资，理由在于“有为政府”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大规模的且较为有效的投资。既然如此，在经济亟待复苏的背景下，为什么今年尤其要强调“消费”的重要性呢？
第一，重视消费是现代化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按照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高额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前者的特点是主导产业部门转移到耐用消费品生产领域，后者的主导部门是服务业，人们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享受水平。罗斯托的分析，实际上是某种现代化理论。假如不考虑其研究立场，这个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代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共同之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前述统计数据表明，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需要特别指出，这是疫情之前的数据和趋势。所以，当前强调消费的重要性，不仅仅是面对疫情三年影响的恢复之策，也是符合经济史规律的必然趋势。
第二，重视消费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一种错误的认知，以为共同富裕和经济增长是冲突的、矛盾的，推进共同富裕就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种认识只看到了共同富裕背景下收入分配政策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忽略了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务是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目标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调节高收入和取缔非法收入并不是共同富裕的目的而只是手段之一。恢复和扩大消费，与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收入水平，是有机统一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才能解决“没钱消费”的问题，为消费提供不竭的动力。消费不断升级，才能真正能达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本质要求。
第三，重视消费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现实需要。“稳中求进”是今年政府工作的总基调，“稳字当头”是基础。这就要求在经济活动中，尽可能迅速地摆脱疫情和外部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全面提振各方市场主体信心。从宏观经济的结构来看，消费环节受外部冲击效果显现得快，恢复起来也快。总的来说，消费的反应周期比投资要短，投入成本也更低。出口贸易则更多地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不确定性大。因此，对于政府而言，消费是目前恢复经济的首要选择，也是最容易的选择。正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今年开年之后，经济恢复最显著的一些指标主要都集中在旅游、餐饮、文娱等消费领域。可以预料，短期内经济政策目标还是会聚焦在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等方向。
第四，重视消费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在经济活动各个环节中，和百姓日常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是消费，百姓关心议论最多的也是消费。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个人获得感的高低主要也取决于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说，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消费是最关键的。由此可见，消费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甚至是哲学问题。扩大消费不仅是疫情后刺激经济的手段，也是我们未来共同的奋斗目标。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内经济增长企稳尚需巩固，需求不足仍是突出矛盾，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预期不稳。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活力，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当前情况下，恢复和扩大消费需要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没钱消费。要处理好共同富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能将共同富裕简单地理解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际上共同富裕本身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手段。需求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消费者缺乏购买力。应当谨慎推进共同富裕框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帕累托改进。通过促进就业、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等举措，优先让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提升上来，加快形成更加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日本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是这样的思路。
二是没动力消费。要处理好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辩证统一关系。需求不足的原因，还有部分来自于供给侧的不匹配。应当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探索数字经济时代的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生产出更多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产品，吸引和创造出更多消费。
三是没地方消费。要处理好短期复苏和长期增长的关系。各级政府应当积极应对，尽快消除疫情对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的影响，做好承载“报复性反弹”需求的准备。长期来看，要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努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很重要的一点是加大相关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扩展新的消费空间。
四是没底气消费。要处理好当前消费和未来养老之间的关系。要强化基本民生保障，扩大低保等社会保障政策覆盖面，兜住民生底线。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城乡医保社保，及早谋划解决老龄化社会的新问题新矛盾。高质量养老体系的建设，一方面可以促进养老行业的消费，有利于养老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能够减少人们对养老的投入成本，为其他消费领域释放出更多的消费能力。
张亚光
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分会委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委员会委员，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经济学学术史。在china economic review、《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经济学动态》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多篇文章，出版《中国民营企业启示录》、《千年金融史》、《美国商业简史》等多部著（译）作。
供稿：科研与博士后办公室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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