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既依赖于高精尖科技人才的引领，也离不开大量的技能型、服务型人才的配合。职业教育是与产业发展结合最紧密的教育类型，能够有效支持国家的制造强国、乡村振兴、应对老龄化社会等各项重大战略需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继续强调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回顾历史，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职业教育发展十分重视，出台了多项支持性指引性政策。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发展职业教育之后，1980年《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正式提出“要使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的在校学生数在整个高级中等教育中的比重大大增长”，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更是明确了目标完成的时间——“力争在5 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1991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更是将对招生数的要求推广至在校生数目，表明发展职业教育的力度进一步增强。由于政策的导向，且当时职业教育发展适应了时代需求，故职普比自改革开放初一直到20世纪末，一直处在上升趋势。直到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发布，该文件指出，“到2000 年，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1%左右”，表明国家开始实行高校扩招政策，又由于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职普比开始下降。为扭转下滑趋势，2004年9月颁布的《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大体相当”的要求：“从现在起到2007年，在高中阶段教育中，要加大结构调整工作力度，进一步扩大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使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保持大体相当”。政策落地后取得一定效果，职普比在2010年左右又回升至约1：1，随后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又指出，“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确定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今后一个时期总体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这一政策给地方政府赋予了一定的职普比调整权，政策更加灵活，同时也有普通教育职业化、职业教育普通化的趋势。从2010年至今，职普比略有下滑但总体较为稳定。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一是为我国工业化发展输送专业技能人才，二是平衡人口波动带来的入学问题。经笔者测算，我国的普通高中学位多年来稳定在800万左右，因此职普比的波动主要由人口波动造成。例如80年代初和90年前后出现的生育高峰就在95年和10年前后体现出职普比的波峰（见图1）。
图1 职普比与政策变化
世界发展进入工业化轨道之后，全球各国都注重培养各行各业的职业技术人员。分流方式主要分为自愿分流、强制分流或不分流，其中芬兰是自愿分流的国家，即学生可基于兴趣和特长自由选择其余大部分国家实行基于选拔测试的强制分流，德国实行基于双向选择的强制分流，而美国是极少数的几乎无普职分流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通道是不同的，西班牙和荷兰普职融通，职业高中学生同样可以报考大学本科，其他国家的职业学校学生均不可直接报考大学本科。我国的职业教育在体系设置上与南欧国家（例如西班牙）较为类似：在初中毕业之后针对学习能力进行选拔分流。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的比例约为0.72。在职普融通的制度设计上我国与芬兰高度一致，中等职业学校可以报考高等职业学校或者普通本科。高等职业学校也可以通过专升本考试进入普通本科教育；继而通过研究生考试攻读硕士学位。但实际上初中毕业生在中考分流进入职业教育体系之后因为多方面因素能够真正回流普通高等教育的比例非常低。现在中职教育仍存在招生难、相对于普高在市场回报上无明显优势，从而导致招生更加困难的恶性循环。而这些问题将随着出生人口减少而更加突出。2003年开始每年出生人口基本稳定在1600万左右，从2020年开始出生人口急剧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已跌破1000万。从人口结构推算，职普比还将继续稳定直到2035年左右，之后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到2037年，现有的876万普高学位和1000万本专科学位即使不再增加也能满足绝大部分初中毕业生的需求。如果职普分流延续现状，拥有627万学位的中等职业学校可能将面临严重的生源不足问题。因此要做到让年轻人实现按兴趣爱好自愿选择职业教育，还需要在客观条件成熟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职业教育改革，实现真正的职普融通。
纵观全球主要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芬兰被誉为“职业教育典范”。尽管芬兰是少有的“自愿分流”体系，但却是世界上职普比最高的国家，达到了0.93，即职校学生和普校学生数量大体相当。年轻人愿意选择职业教育的主要原因包括大学学位充足以及工资水平较为均衡。芬兰的大学录取率超过90%，因此进入职业教育体系的年轻人转入普通高等教育的门槛较低。而接受过高等教育与未接受高等教育收入之比仅为1.4，反观巴西则高达2.5。充足的大学学位加上发达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二次分配体系构成的较为均衡的收入结构是实现真正按兴趣爱好自愿分流的基础。相较而言，我国的大学录取率由于近年来的扩招，已接近75%。随着出生人口进一步减少，大学录取率会进一步提高，劳动力价格上涨也是大势所趋。服务业、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工种工资节节攀升。2020年数据显示，本科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薪资之比仅为1.49，学历溢价进一步缩小。因此我国将很快具备职普均衡发展的客观条件。
笔者从职业教育的供给质量、需求偏好、出口和回报四个方面提出职业教育改革的思路。首先，针对预期下降的招生规模，要集中力量将已有中职学校逐步建设成为少而精的优质中职教育。专业课程设置要具有就业市场前瞻性，以适应未来社会职业岗位的需求变化。其次，因地制宜，考虑在普高学位充足、经济发达等具备条件的地区将普职分流推迟到高等教育阶段。同时适当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引入职业教育课程以及职业实践活动，使学生从小建立起自主自愿的职业观。然后，在普通高中、普通高等教育学位充足的客观基础上，以学分互换、课程互通等方式降低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选拔性门槛，实现真正的职普融通。最后，进一步完善二次分配制度，形成更合理的再分配格局，才能吸引高素质人才进入职业教育体系。人社部在2021年宣布将大力推动高级工以上的“蓝领”参加职称评定，着力解决技能人才相较于专业技术人员待遇不高、获得感不强、成长空间不大等问题。长远来看，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职业技能人才，构建多层次劳动力体系，能够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幸福感的提升，建立起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
王耀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劳动和教育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研究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主讲《公司金融》、《财税数据实证分析》等课程，曾获2021年国际高校混合式教学创新大赛国际赛道一等奖。
图片 供稿：科研与博士后办公室
美编：初夏
责编：度量、雨禾、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