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更是我国能够把握的时代机遇。数字经济作为新型经济形态，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通过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各类经济活动，未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将是一个重要趋势。
我国数字经济主要沿着赋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两条主线发展。与欧美相比，我国数字经济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快，而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数字化发展相对滞后。一方面，数字经济赋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催生出各类新业态新模式，有力促进自主创业、自由职业与灵活就业。例如，完善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体系，尤其在为女性群体、残障人士以及边远地区居民等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方面，数字经济发挥着越来越显著作用，有利于我国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从中长期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打破代际不公，促进收入分配的相对均衡，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更新迭代非常快，但我国传统基础设施市场规模的扩大并没有促使核心技术伴随发展，导致数字经济赋能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目前，支撑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基础设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空间，并且在区域分布上呈现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相对不均衡的状态。因此，实现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仍需解决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和使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与大国博弈加剧的影响下，党中央科学应对百年变局，统筹“十四五”时期谋篇布局，审时度势做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决策，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与此同时，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竞争前所未有，主要经济体竞相争夺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鉴于此，应以数字经济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是我国应以数字经济为抓手，需求侧升级和供给侧改革并举，为“双循环”发展注入新动力。从需求侧来看，持续以数字经济带动消费提质升级，释放庞大的内需市场红利，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从供给侧来看，充分发挥我国庞大市场与欧美市场“双融合”的优势，并以庞大的市场反哺技术进步，加速推进国内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和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我国产业现代化水平和创新能力，为国内市场提供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国内国际需求拉动和个性化需求发展，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二是我国数字经济内部难以避免地出现结构性分化，应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绘制互联网重点区位、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的“产业蓝图”。从国内角度来看，根据《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稳定增长，互联网发展阶段从快速发展期迈向成熟繁荣期，但需要加强对我国互联网发展趋势分析。其次，我国数字经济全领域、全链条、全方位的快速发展正在向结构性差异化发展转变，数字经济区域间、产业间发展不平衡性逐渐显露。当然，我国互联网整体发展质量还是较高的。一方面，我国互联网的普惠性质优于同等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新基建的前置效应已成为推动我国互联网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是我国需要立足自身市场，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突破底层核心技术研究瓶颈。从国际角度来看，市场对于技术进步的反哺至关重要，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gafa）等世界科技巨头企业的成功之道在于通过全球化形成对市场的垄断，这些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取得技术优势，依靠市场垄断获得高额利润，再反哺研发投入，以此形成“技术优势—全球市场垄断—高额利润—加大研发投入—技术优势”的正向循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已有世界经济格局中，作为后发经济体，世界一些国家或地区并不希望以自身市场反哺我国的技术进步。例如，近年来国外一方面不断出现的对我国互联网app等的抵制；另一方面则对我国的硬件技术和装备等限制较少。因此，我国应立足自身巨大市场规模，不断发掘内需潜力，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积极制定国家级产业中长期规划和相关产业支持政策，聚焦核心“卡脖子”技术环节重点攻破，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通过国内大循环促进底层核心技术转型升级，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取得新的国际竞争优势，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原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张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商务部全球价值链专家。政治经济学专业，独立著作六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与《中国工业经济》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重大和教育部哲社重大攻关等纵向课题十多项。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合著）和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论文）等诸多奖项。
供稿：经济学系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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