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归根到底，是由科技进步所驱动的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对于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要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需要构建一整套适合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创新体制。
第一，要培育新质生产力，就要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知识产权交易体系。我国正在努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知识产权交易制度，但在实际的制度实践和法律实行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真空地带，执法的力度有待加强。知识产权交易的体制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目前专利拥有量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但这些巨量的专利能否实现其市场价值，专利发明人能否获得应有的市场回报，有赖于有效实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交易制度。当然，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和交易的制度，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知识更快、更有效率地被公众共享，使知识创造更好地有利于全社会。因此，在建立了规范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的制度之后，还要致力于建立知识的有效共享与有效传播的体制，增强知识创新的外溢效应。
第二，要培育新质生产力，就要为企业和个人实现技术创新提供创新性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手段。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为高科技项目和各种创新型项目提供资本支持；要发展各种私募投资，为长期的高科技项目提供稳定的长期金融支持；要鼓励和支持高科技公司上市，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高科技公司的发展；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为成长型的高科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服务。美欧等科技创新较为活跃的国家，其资本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都较为发达，为创新型的企业提供了全方位的融资便利。这就涉及到整个资本市场（投资市场）的文化的深刻转型，我们的资本市场要从一个投机的市场真正变成一个崇尚创新的市场，我们的银行要从简单依赖于房地产等产业“抓快钱”转变为真正的知识创新活动的发现者和支持者，从而促使整个金融体系的文化实现根本的转变。
第三，要培育新质生产力，就要为国家科技创新制定完备的国家战略，对国家支持科技创新进行顶层设计，并采取有效灵活的财政手段支持科学研究和企业科技创新。通过比较全世界的科技创新体系及其制度安排，我们就会发现，凡是在今天的科技创新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其政府必然在国家科技创新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国家的政府无一不深刻地介入了科技创新之中。制定具有顶层设计意义的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是核心的一步。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科技创新方面成绩比较大的国家，都在不同历史阶段适时制定了符合本国发展趋势的科技创新战略。美国在支持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是“法治导向型”的，即运用相关的法律体系确定政府、创新企业、大学等科研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将各自的角色法制化。
第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培育。一个制造业大国、一个创新大国、一个在科学技术上引领全球的国家，一定是一个人才大国，一定是一个教育大国，也一定是一个最吸引人才的大国。美国不就是通过吸引全世界的精英，才奠定了其教育大国和科技大国的地位吗？所以，科技创新的基础是人才，人才的基础是教育。要成为科技创新大国，必须办最好的教育，办最好的大学，要创建一个最能包容各类人才、最能成就各种人才的宽松的制度环境，让最好的大学在自己的国家茁壮成长。政府要给予大学最大的发展空间、创新空间和学术争鸣空间，没有学术研究的宽松自由环境，何谈学术创新和科学进步？要打破阻碍人才引进的一切藩篱，在户籍制度、科研管理、大学职称评定、科技成果发表、科技成果转化、研究项目支持方面，对科研人员采取最宽松的政策，吸引各类人才在中国创新创业，让他们自由舒畅地发挥他们的才智。我们在很多方面捆住了科研工作者和学者们的手脚，让一些繁文缛节和不合理的规定占用了科研工作者的宝贵时间，从而极大地恶化了人才环境，使我们在全球的人才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要创造一种鼓励创新的人文生态环境，那些有着宽松和多元文化的地方，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地方，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很好的音乐厅、没有很好的歌剧院、没有很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这个地方就难以成为一流的科技创新中心。
第五，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世界创新大国无一不重视基础研究，用各种方式鼓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而不仅仅是重视那些可以带来眼前短期利益的应用型研究。我国的基础研究应受到更大的重视，实际上，一些最尖端的智能制造和信息科学技术，其基础正是所谓“算法”，也就是数学等基础学科，如果不重视数学、物理学这样的基础学科，一个国家就难以跻身最尖端的智能制造大国之列。要处理好基础层面的创新和应用层面的创新的关系，当前，我国还要在基础创新层面上加大支持力度，而不是仅仅着重于应用层面。我们要支持长期创新，在国家支持体系上有长期眼光。基础层面的创新往往是长期的、耗资巨大的、回报周期很长的创新，是一场持久战，在支持长期创新中，要发挥国家的力量，要发挥中国特有的体制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个优势不能丢掉了。我们还不能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放眼全球，那些最厉害的大学，都极为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重视哲学、文学、历史、美学等领域的研究与教育，重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的研究与教育。如果没有这些学科的发展，而单纯强调科技创新，那么我们的科技创新体系是难以全面建立的，也根本难以实现真正的科技创新。没有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支撑，没有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就打不赢贸易战，我们只能陷入别人设好的逻辑陷阱和理论陷阱。我们还要建立多层次的人力资本培育体系，既要建立在科技创新领域处于尖端地位的大学和研究院，也要广泛地建立各类培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大学，使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融为一体。我们还要培育更多的具有创新理念的科技型企业家，鼓励他们将知识成果进行产业转化，使他们把科技创新力变成执行力，变成真正的企业实践和生产力。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兼任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农村金融协会副会长、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经济史分会常务理事等。近年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发展战略与当代中国经济史、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与扶贫、企业理论和国有企业改革。已出版经济学著作《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文化中国》《中国经济》《中国扶贫》《中国论衡》《中国农村》《产权、治理与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技术与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减贫》《金融伦理学》《农村金融学》《普惠金融》等三十余部，并出版《论语心归》《老子心诠》《周易心解》《孟子心证》等哲学史著作及散文集《燕园拾尘》、《燕园困学》《燕园读人》《燕园论艺》等。
供稿：金融学系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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