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质生产力：历史背景、理论内涵与时代意义
（一）历史背景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科技和生产力结构、经济和金融结构、政治和军事结构正在加速演进，各种要素和力量进行着二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广泛的重构与变革。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如此深刻复杂的国际格局演变中占据有利位置，从而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核心命题。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处于加速状态：一方面，中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治理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为中国特色“政府-市场经济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践场景；另一方面，中国在量子计算、信息科学、航天航空、人工智能等前沿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一些关键科技领域解决了“卡脖子”问题并占据国际前沿位置，整体科学技术水平正在由“追赶-并跑”阶段迅速向“并跑-领跑”阶段迈进，中国自主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正在加速形成。持续不懈的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两大基石，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形成一种“双向驱动”的良性关系：持续的科技进步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科技与生产力的跃进对生产关系提出了崭新的要求，从而进一步倒逼制度变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断深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和思想的提出，既是我国科学技术进步与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标志，又是我国持久的制度创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深化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到一定阶段之后所催生的一种重要人类发展思想。这也就意味着，“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和思想的提出，不仅对我国科技进步提出了崭新的要求，而且对我国的制度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崭新的要求，为我国未来的制度变革指出了方向。
（二）理论内涵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 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紧接着，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了初步的阐释，将“新质生产力”落实于“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实际上已经将产业的转型发展、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结合了起来，将“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置于整个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高度来认识。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进一步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了深化：“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一概括从本质、特征、根源、内涵、核心五个角度对“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进行了全面阐释。
第一，从“本质”来说，“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与这一“先进生产力质态”相对应和相匹配的，是一种高质量的发展，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先进生产力质态”对于人类发展而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意味着人类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人类在这一新型的生产力质态下能够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从而对传统的人类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进行颠覆性变革。
第二，从“特征”来说，“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点，它是由较高的科学技术驱动的一种新型生产力质态，而不仅仅是由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驱动的，因此“新质生产力”对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生产要素理论而言是一种巨大的突破。由高科技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必然产生比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更高的增长效能和更高的增长质量，更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力发展模式相比，“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代表着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人类发展模式。
第三，从“根源”来说，“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是三大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技术层面的革命性突破，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等前沿科学技术的颠覆性创新，是“新质生产力”产生的重要根源和基础；二是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在“新质生产力”这一新型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中，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在互联网、信息和智能技术的支撑下，能够实现最有效、最合理的创新性配置，从而极大地提升每一种要素的单位产出，从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是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传统产业通过高科技进行系统的转型升级，实现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改造，同时各种新兴产业在新技术的催生下不断涌现，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
第四，从“内涵”来说，“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与拓展。从劳动者来说，在新质生产力时代，劳动者不再是普通的从事低附加值劳动的劳动力，而是能够熟练掌握新型劳动资料、具备高科技素质、有很高创造力和能动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在新质生产力下，我们需要大批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高水平工程师以及高素质的应用型技术人才。从劳动资料来说，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发展将带来人类劳动工具的颠覆性变革，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新型生产工具将广泛应用，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颠覆性变化。当下，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使得人类的劳动资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种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场景。从劳动对象来说，人类的劳动对象的种类、形态和范围在新的技术支撑下不断演变和扩大，除了传统的自然形态的劳动对象，数据等新型的劳动对象正在不断产生，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不断出现，使得人类的劳动对象日益丰富。
第五，从“核心”角度来说，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或者说落脚点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是资源配置方式、生产技术水平（劳动资料及其技术）、劳动对象及其组合方式、生产的组织管理方式、经济运行体制以及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必须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优化资源要素的科学配置水平，变革生产组织形式和经济体制。在新质生产力下，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极大地提升了劳动效率；劳动力、资本、数据、科技等要素在企业中能够得到更优化的配置和组合，使各种要素的边际产出大大提高；企业组织管理形态（数字化管理）、产业形态（如产业互联网）、经济运行体制等生产关系都会发生深刻变化，从而极大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三）思想传承与时代意义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和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的丰富和发展，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生产力发展特征与动力源泉、对于未来中国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指导意义。“新质生产力”重视高科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能动作用，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脉相承。在马克思看来，科学已成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科学通过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中国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印证和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思想与生产力理论。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他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在1988年的一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又指出：“马克思说过，科技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思想，对于此后几十年的中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当今时代，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2024年1月31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概念和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新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产力理论和科技创新理论进行了新的拓展，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全球产业布局和要素流动面临巨大转变的今天，“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提出了崭新的方向。这一概念和思想，指向中国未来的原创性科技创新，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必须由“模仿者”和“追随者”的角色转变为世界科技进步的领袖角色，不能仅仅停留于为世界前沿科学技术提供应用场景，而是要实现基础研究和尖端技术的突破性、颠覆性创新。这也就意味着，在工业制造业领域，中国必须从落后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依赖型思维中解放出来，中国要实现新型工业化，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先进制造业，中国要在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一代制造业中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引领者。中国强大的先进制造业将永远是中国在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大底气、最大保障，中国依靠低端产品大量出口、以高污染、高能耗为代价获取微弱贸易收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在“新质生产力”时代必将依靠自己的前沿科技水平和高端制造业在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地位。“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思想还将“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联动作为其根本基础，这显示出中国最高决策层对于未来世界产业竞争和科技竞争的深刻洞察和远见卓识。未来的世界竞争，表面上是产业和科技竞争，然而最根本的竞争，乃是人才的竞争、教育的竞争、文化的竞争，因此中国未来应该在教育体系建设、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文化体系建设作为自己的重大使命，从而打造全球最庞大、最优质的人力资本队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工业化的真正完成奠定人才基础。
二、从全球工业化进程视角看新质生产力
（一）新质生产力与第四次工业革命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和思想的提出，与当今全球工业化所经历的深刻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德国首先提出来的概念，也成为“工业4.0”。2012年10月，德国产业经济研究联盟及其工业4.0工作小组提交了一份报告《确保德国未来的工业基础地位——未来计划“工业4.0”实施建议》。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都有其主导性、革命性的技术。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械生产为特征。这次工业革命发生于十八世纪的英国。人类通过发明蒸汽机获得了巨大的动力，这场动力革命装备和催生了纺织、船舶、铁路等新兴产业，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与繁荣。基于劳动分工的以电为动力的大规模生产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内燃机技术、钢铁技术和电气技术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性技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这场发生于美国的电力革命和石油动力革命催生了庞大的汽车产业，汽车工厂实现了零部件的流水线生产，福特制代表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典型生产方式，工人开始站在固定的工位上从事简单的重复性的流水线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电子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工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更高，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计算机的鼻祖大型电子计算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存在，美国人冯•诺伊曼发明了向机器输入程序后机器会运行命令的存储编程方法，这是造成计算机拥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力量的契机之一，但此时的计算机非常庞大。之后，晶体管、半导体、集成电路等周边元件的开发不断向前发展，英特尔公司在1971年发明微处理器和1975年微软公司开发微处理器专用软件之后，计算机由此变得更加小型化、低价化、大众化，计算机已经融入了大众的所有生活和生产领域。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基于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新的工业革命。信息物理融合系统这个概念首先在美国被提出，200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宣布该系统为国家科研核心课题。信息物理融合系统被定义为由具备物理输入输出且可相互作用的元件组成的网络，它不同于未联网的独立设备，也不同于没有物理输出输入的单纯网络。如智能手机，其首要功能不是打电话，而是建立和互联网的无线连接，从而可以几乎实现人类所需的一切功能。近年来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先进材料、机器人、区块链、高性能计算、人机交互、物联网和3d打印等技术的密集突破下，新一轮以智能化、网络化和数字化为核心特征的工业革命正在蓬勃兴起。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核心新兴技术全面地提升了人类地生产能力和管理效率，并催生出全新的技术产品和生产行业，这对于任何制造业而言都是一次重要的改造、提升、转型的机遇。第四次工业革命区别于前几次工业革命的最大特征是主导技术出现融合发展的全新特征。德勤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你准备好了吗？》的报告中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变化是物理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融合，这将催生出数字化企业及其它新产品和新服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数字、物理和生物技术之间的空前融合，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品生产和使用方式的预期变革。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连锁突破和大规模应用，不仅正在或将要催生一批新的先导企业，而且将与传统技术和产品融合，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产业的技术基础、组织模式和商业形态，从而最终促进全球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以及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
（二）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扮演引领者角色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是微弱的，鸦片战争以来，从十九世纪中期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曾有过数次发展工业的尝试（包括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工业化尝试），虽然这些尝试和努力使得中国在机器大工业方面有一定的发展，然而从总体上看，这一个世纪的工业化尝试并没有成功。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在信息科技、计算机、晶体管、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领域进行了迅速的模仿和追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从总体上来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阶段，中国仍然主要是追赶者和效仿者，在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领域，中国与世界科技先进水平仍然有较大的差距，中国在1949年之后曾长期遭受西方的封锁禁运，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进行打压，巴黎统筹委员会和瓦格纳协议都曾经或正在扮演着封锁和遏制中国的角色。不得不承认，在历史上，技术变革很少是中性的和无代价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始终存在着巨大的技术鸿沟。在积极寻求利用新技术并具有领先优势的国家和那些不拥有规模化量产或领先优势的国家之间，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出现“大分流”现象，前沿技术将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公司和国家，那些在技术上落后的国家将越来越难以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幸运的是，在1949年之后，中国凭借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突破了西方的封锁禁运而实现了工业化的启动和奠基，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化体系。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中国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利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力量，在科学技术上实现了迅速的赶超，从而使得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即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多年，在芯片、量子计算、航天技术等很多科学技术领域实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并跑”，同时在一些关键领域（如新能源、新材料和智能化制造）达到了世界前沿水平，进入“领跑”行列。“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和思想，正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阶段）时期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制造能力大幅度迅速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历史大背景下提出来的，这充分表明，中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不再是简单的“追随者”，而要努力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新思想、新技术、新动能，从而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引领者”和“导航者”。
三、从中国工业化历史阶段看新质生产力
（一）新中国工业化的三大阶段
1949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1980年代初期：工业化启动和奠基时期。
在这一时期的早期，主要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整个国家迅速地医治战争的创伤，走上一条稳定发展的轨道；随着中央政府“统一财经”工作的完成，国家建立起一个能够充分动员一切资源的大一统的经济财政体制；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和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的实施，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主导型的工业管理体制基本形成雏形。从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中国执行了国家主导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赶超战略。因此，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在这一工业化奠基阶段，我国工业领域和科技领域获得了空前的突破性的发展进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初步成为一个工业门类齐全、制造能力较为强大、在若干科技领域跻身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工业和科技水平与1949年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决定性意义，为中国永久性地摆脱贫困陷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体制上来说，这一阶段在工业化目标实施过程中主要采取国家主导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科技进步目标实施过程中主要采取国家集中优秀人力资本进行集团性攻关的体制和模式。这一时期的体制选择，适应了我国在工业化初期和科技发展初期资源匮乏、资金短缺、工业基础薄弱、优秀人力资本短缺的初始条件，充分发挥了国家的资源动员优势，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应该说，虽然这种体制在微观效率层面有一定的缺陷，但是从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体制选择是正确的，也是达到了目标的，为中国工业化的奠基做出了历史性、决定性的贡献。
第二个阶段：1980年代初期至2030年：工业化的加速时期。
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得到自我调整和完善，经济计划逐渐由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转变，资源配置方式逐渐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整个国家的所有制结构逐步多元化，市场竞争结构逐步完善。从工业化水平来说，这一时期是我国工业化水平大踏步前进的阶段，整个国家的制造能力和科技水平逐步由追随西方发达国家向领先水平迈进。从工业化体制和科技进步体制而言，这一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属于国家主导型体制向市场主导型逐渐转型的阶段，为现代国家治理体制的形成奠定基础。国家与市场的高度配合，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的两大巨大引擎。
1980-2030年之间的五十年，又可以细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工业化加速时期的前期（1980-2000）：这一时期以国家主导型为主，逐步引入市场因素。1992年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干预经济和支持工业化的方式发生了初步变化，指令性计划体制向指导性计划体制转变，市场机制初步成为决定资源配置的主导性方式。
第二个时期是工业化加速时期的中期（2000-2020）：这一阶段，市场经济制度逐步成为主导型的工业化体制，国家干预经济和支持工业化的方式发生深刻变化。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表述正是国家角色深刻变化的象征。中期仍旧要发挥国家的前瞻性、指导性、宏观性的把控作用，在大国竞争和大国博弈中发挥我国的体制优势，而在微观运行机制上更加尊重市场，尊重微观主体的自主性，尊重法治。国家不再运用直接的行政手段来调配资源以加速工业化和科技进步，而巧妙地运用市场机制和相应的市场化激励手段，使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机制发生了深刻转换。
第三个时期是工业化加速时期的后期（2020-2030）：这一时期市场成为推动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的主体，国家角色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和赶超战略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第三个阶段：2030年至2050年：工业化的巅峰时期和完成时期。
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宣告完成，新中国花了一百年时间，终于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工业化能力极为薄弱的农业国，而崛起为一个工业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跻身世界最强国家之列的工业国，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梦想。自此上溯到1840年，与鸦片战争时期那个被列强欺辱瓜分的大清帝国相比，200年后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强大工业实力和国防实力的大国，那个被列强欺辱的时代永逝不返，中国终于回到自己在世界经济版图和政治版图中应有的位置。从体制层面来说，这一时期是以市场主导型为主的工业化完成阶段，国家功能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彻底转型，国家治理能力大为提升，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基本完备。
（二）新质生产力思想对于我国工业化历史进程的影响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所对应的中国工业化历史阶段，大体相当于中国工业化第二阶段的最后一个时期即“工业化加速时期的后期”（2020-2030）向第三阶段即“工业化的巅峰时期和完成时期”（2030-2050）过渡的时期。从“新质生产力”思想的提出，到中国完全完成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先进工业制造业国家，大约需要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中国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目标，推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工业制造业以及其他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从而跻身世界工业强国行业。这个构建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进程，必须伴随着中国工业化体制的深刻演变，必须伴随着体制机制层面的深刻革命，必须伴随着整个国家的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我们从时间跨度为一个世纪的新中国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的三大阶段就可以看出，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演进，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工业化的体制机制始终处于动态的演化状态之中。在工业化不同阶段，国家的战略目标不同，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同，要素动员的机制不同，产业结构不同，要素集聚的程度不同，市场发育的程度不同，国家的角色与功能不同，国家与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关系不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不同。总的来说，以上不同，既是决定工业化不同阶段演变的原因，也是工业化不同阶段所造成的结果，同时也可能是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外在表现。工业化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双重演变的综合结果，技术创新属于生产力范畴，而制度创新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然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力，二者是一种“双向驱动”、循环推进的关系。在“新质生产力”阶段，我们必须以深刻的制度变革为抓手，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宽松适宜的制度环境，从而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四、以系统性体制创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一）新质生产力与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家治理转型
“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和思想的提出，向全社会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告诉大家，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已经变了，中国经济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模式与之前的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彻底转变。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们主要依靠出口导向型的模式，从而获得大规模全球化红利和贸易红利；我们主要依靠大规模人口的人口红利，人口的快速增长带动了需求，带动了整个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增长；我们主要依靠房地产红利的巨大增长，以房地产经济来拉动需求，其背后是中国近四十年的城镇化率的快速增长。今天，中国的gdp已经是欧盟23 国的总和，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达到35%，相当于中国之后十个国家（包括美、日、英、法、德、意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总和。中国的发展阶段发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动能的彻底转换。我们不可能再依靠原来高的劳动力投入、高的资本投入、高的环境代价去谋求经济发展，谋求gdp的规模扩张。“新质生产力”告诉我们，我们的经济增长动能变了，未来要依靠科技进步、依靠绿色发展，依靠高素质劳动者，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二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业态发生根本的转变。高端芯片、人工智能、机器人、3d打印、高端装备产业、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在迅猛崛起。同时，传统产业正在加速改造，通过智能技术、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来装备传统产业，从而促使传统产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实际上没有根本的差别，一旦经过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一旦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一些传统产业也能成为高利润、高增长的产业。
三是未来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国家治理模式将发生深刻的转变。这是社会学与政治学意义上的转变，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转变。整个社会的治理模式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新质生产力下的技术创新将倒逼体制创新，倒逼整个国家的治理变革。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构建一个新的富于弹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来中国的经济体制目标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弹性体制”，即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的体制，它能够对世界发生的不确定性和变局给予灵活的、精准的、适时的回应。这个“弹性体制”将最大限度激发经济的活力、适应力、变革力和创造力。第一，充分激发所有经营主体的活力，不光是要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国有经济也要激发活力，每个人的活力都要激发出来。第二，激发地方活力，要把地方政府的活力激发出来，要把中国每个区域的活力激发出来。第三，激发要素活力，把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活力激发出来，使这些要素达到最优化、最有效率的配置，使一切要素的内在潜力充分涌流。
（二）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系统性体制创新
具体来说，要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激发所有经营主体、地方和要素的经济活力，就要大力推进以下七个方面的体制创新：
第一，改革科技创新体制。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以培育新质生产力。首要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交易制度、共享制度、传播制度，每项科学技术发明出来之后都需要被保护，需要被传播，需要被交易。知识产权交易所要进一步完善其交易制度，专利要充分为民所用、为企业所用。今天中国已经是专利大国，但是我们的专利的落地、专利的交易和传播比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从国家层面来讲，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基于市场机制、适应全球化的新型举国体制，制定好科技进步的国家战略，做好科技进步的顶层设计，将市场机制和政府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双轮驱动，发挥我国的体制优势，推动像芯片这样的重大攻关技术的突破与创新。从企业内部讲，每个企业都要建立一种能够激励人才、鼓励创新的机制。我们还要建立大学、企业和政府的“创新共同体”，大学在搞好基础研究的同时，应该跟企业学习，与企业协作，为企业服务，面向市场开发先进技术。现在的大学的科技创新，比起企业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后了，很多的前沿技术创新发生在企业，而不是发生在大学，这一点大学要清楚，要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改变这一状况。
第二，推动教育体制的创新。中国要成为未来科技创新的高地，要引领和培育新质生产力，关键是教育。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就没有科技创新，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新质生产力。未来的创新社会，要创建包容、能够成就人才的宽松环境。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包括人文学科，都要给它宽松的环境。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今天的科学研究环境，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要给予大学最大的发展空间、创新空间和学术争鸣空间，要跟美国比制度，首先要比大学制度是不是比美国优越，是不是比美国的大学更能激发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创造力。要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既要重视大学、研究院这些机构的尖端的研究，也要建立一大批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大学，加强技术的应用和落地。我们还要培育具有创新理念的科技型企业家，要鼓励优秀企业家跟地方共建技术型院校，共建一个学校、一个学院或一个专业。企业与地方共建技术型、应用型院校和专业，是中国未来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方向，国家和地方政府要拿出切实的激励措施，鼓励这种共建模式。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是将来的大方向。
第三，要深化要素配置体制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意味着各种要素都要提升其配置效率，提升效率有两个途径，一是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二是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前者依靠体制创新，后者依靠科技创新。要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要打破地方保护，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比任何单个要素的配置都要重要，美国的崛起和工业化与美国19世纪60年代南北统一有很大关系，因为它建立了统一市场。我们也要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使各种要素都能够在统一大市场中进行充分自由的流动，进行最优的配置。
第四，要改革投融资体制。从投资方面，中国要利用“市场 政府”的力量，加大科技型企业的投资。央企的投资引领作用极大，要呼吁央企做新型制造业投资的领头羊，一个央企能带动很多的民企。我们还要着重完善中国的科创金融体系。美国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大力发展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了美国科技的爆发式增长。中国的科创金融，大部分是依赖于银行的，而银行对风险的承担度相对比较低，要进一步培育风投、培育私募。2024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运用先进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这为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各地的国家级产业园区要为科创型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便利，将来各个产业园区之间的竞争，主要是金融竞争，而不是提供土地和各种税收优惠的竞争。科技金融的发展，归根结底要在资本市场文化方面进行深刻转型，要从投机性的资本市场文化转变成一个崇尚创新的资本市场文化，要选那些努力创新的好企业，崇尚创新，而不是鼓励一些投机企业到市场上圈钱，要把圈钱文化变为创新文化，要使金融体系成为知识创新活动的发现者和支持者，促进金融体系的文化实现根本转变。
第五，深化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体制改革。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容量和巨大市场需求，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为中国的科技进步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中国未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国家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取决于我们能否很好地解决城乡一体化问题，能否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能否很好地解决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要素的充分流动、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壮大，不可能与一个城乡割裂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从积极意义上来讲，中国解决好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问题，可以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我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强大助力。我们现在城镇化率只有66%，户籍城镇化率只有47%，提高30%的户籍城镇化率意味着还要释放几亿人的消费，这些新市民成为城镇居民之后，要加大对于消费品的投入。因此，我们要推动新型城镇化，推动共同富裕，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农村蕴藏的巨大力量发挥出来。不要以为共同富裕问题只是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共同富裕是一个关系未来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战略，是带有根本性的国家战略。
第六，推动地方治理体制创新。中国未来二、三十年是地方政府转型的关键时刻，今天政府的服务理念跟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地方政府致力于营商环境建设的动力也大大增强了。营商环境的优化是地方治理体制创新的一个适当的切入点，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它能够带动地方政府行政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央一直在强调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每个地方政府的行政效能、每个地方的人文环境、法治环境都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环境不是为某个人建立的，也不是为某个企业建立的，它是一个完全公平的、普惠的、每个人和每个企业都能从中获益的营商环境。什么是优秀的营商环境？优秀的营商环境就是：一个企业家在这个地方做了几十年生意，享受着便利高效的政府服务，但是却没见过任何政府官员，这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建立公众与政府的“正反馈机制”，公众有任何合理呼求，政府都能及时加以吸纳，及时加以创新，从而带动地方治理模式的变革，推动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第七，要促进区域协调体制的创新。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以高科技带动的生产力质态，其最大的特点是产业积聚，因此加快建设和完善产业链与产业生态，这是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为此，我们要加强区域一体化建设，使产业积聚更加快速，使一个地区的产业链更加完善，产业生态更加健康有活力。我们尤其要重视西部的发展，要着力加强西部战略腹地的建设，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广阔的空间。未来中国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趋势，即随着东部的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达到了饱和，产业会逐渐地向中西部进行梯度转移，同时西部的传统产业也在东部先进技术的装备下加速进行转型升级，这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工业布局调整的重大历史机遇。2024年4月22-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高西部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并鼓励重庆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4月23日，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东中西部科技创新合作，建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创新东中西部开放平台对接机制，深化与东中部、东北地区务实合作。这些提法，为未来的区域协作体制创新和西部战略腹地建设指出了重要的方向。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加强中国的经济腹地建设，这个腹地就是中国的内地，包括中部、西南、西北等。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与生产力布局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中国广阔的战略腹地的后发优势正在显示出来，这对于未来中国在大国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极为关键。“东数西算”正在为中国算力的迅猛提升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有力支撑，2024年4月28日，中国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建立全球运营商最大单体智算中心，充分发挥云网互联优势、算网大脑全域智能调度能力，快速赋能交通、医疗、教育、能源、金融等行业大模型训练，填补了我国人工智能广泛应用所需算力的巨大缺口，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提供坚实基座与强劲引擎，带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壮大。这一成功案例表明，西部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腹地，其发展不仅可以带来中国区域均衡发展的新格局，而且能够为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广阔空间。
——原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年第6期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兼任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农村金融协会副会长、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经济史分会常务理事等。近年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发展战略与当代中国经济史、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与扶贫、企业理论和国有企业改革。已出版经济学著作《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文化中国》《中国经济》《中国扶贫》《中国论衡》《中国农村》《产权、治理与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技术与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减贫》《金融伦理学》《农村金融学》《普惠金融》等三十余部，并出版《论语心归》《老子心诠》《周易心解》《孟子心证》等哲学史著作及散文集《燕园拾尘》《燕园困学》《燕园读人》《燕园论艺》等。
供稿：金融学系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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