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6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第七届博士生论坛在经济学院305会议室举办。“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共有7位博士生在本次论坛中作学术报告。本文梳理了他们的主要观点（上篇），与读者分享。
2021级博士生赵冠男：气温变化对农村能源贫困的影响
能源贫困和气候变化是人类永续发展面临的相互影响的重大难题。文章将cfps数据与2010—2020年期间县级的每日天气数据相结合，估计了气温升高对农村家庭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年均气温每升高1℃，农村家庭陷入能源贫困的概率增加4.83%—7.76%；夏季平均气温每升高1℃，农村家庭陷入能源贫困的概率增加3.91%—7.59%；以[18℃-21℃)为基准，当温度高于该基准区间的天数增加时，农村能源贫困加剧。特别地，相较于[18℃-21℃)，额外的30℃以上的一天，基于10%指标、lic指标的能源贫困和多维能源贫困可能性分别显著增加0.46%、0.24%和0.70%。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气温升高对处于炎热地区、从事农业和低收入家庭的能源贫困影响更大。在机制分析中发现气温升高导致人们减少户外运动，增加室内活动，从而消费更多的能量用于制冷和娱乐；气温升高会导致家庭住院支出增加，从而对能源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气温升高会导致农业产值减少，家庭收入降低，从而降低农村家庭用于支付能源服务的能力。最后，该研究通过使用最新气候变化模型预测的未来日平均温度，模拟了未来农村家庭能源贫困的变化，这取决于是否采取措施遏制温室气体排放：在使用hadgem2-es模型中的未来年均气温来预测时，rcp-2.6路径显示未来中期新增的农村能源贫困比例为5.02%—8.06%，长期为4.38%—7.03%。rcp-8.5路径显示未来中期新增的农村能源贫困比例为8.24%—13.25%，长期为16.31%—26.21%。
文章由此提出，在低碳路径下，未来气温对农村能源贫困的冲击才会减弱。双碳政策不仅包含人们对优质生态环境的需求，同时也对未来公平获取并安全利用能源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能源贫困不成比例地落在低收入家庭和从事农业的家庭身上，他们的负担能力较弱，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因此，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能源补贴可能是缓解不平等的有效策略。
特邀评审专家肯定了选题的意义并给出了修改意见。刘政文老师对能源贫困定义中的lihc指标提出疑问，不建议使用较为负面的“能源贫困”一词描述交通、通信支出占比。梁远宁老师指出指标构建的文献年份较早，建议使用新近的文献完善定义，同时建议进一步关注低温天气的影响。龙显灵老师指出，机制研究中逻辑链条过长，创新点有待进一步厘清。曹思未老师建议拓展思路，在后期研究中进一步考虑农村应对高温的方法。
2021级博士生王志强（合作者：郝煜、张喆）：轮船航运与市场整合-来自晚清中国的证据
应用新式现代交通工具轮船是提升国内市场整合程度的重要手段。该研究发现长江支流轮船航运的开通提升了在同一条支流上的府对之间的市场整合程度，使这些府对间的粮价差异降低了4.65%，这至少解释了该地区这一时期实际粮价差异下降的37.11%。通过机制分析进一步发现：首先，轮船航运只对具备通航条件的长江支流起到了促进市场整合的作用。这一方面进一步证明了长江支流相对于其他地区市场整合的改进是来自航运技术引进带来的贸易成本下降，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这一时期航运技术条件下，地理因素限制了轮船航运的辐射范围。其次，长江支流轮船航运的开通对于潜在贸易规模更大的府对影响更大。这表明轮船技术的应用存在固定成本和规模经济，只有两地之间的贸易规模足够大时，轮船的应用才是有利可图的，才能够促进贸易扩大和市场整合。
文章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第一，首次研究了轮船航运如何影响近代中国市场的整合程度，特别是通过将《马关条约》签订视为对于长江支流的外生技术冲击（而非制度冲击），识别了轮船运输与市场整合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阐述了地理通航条件和地区间潜在贸易规模的作用，论证了技术冲击和上述条件具有互补性，只有在地理条件具备和两地之间的贸易规模足够大的前提下，轮船运输才会对贸易和市场整合产生影响。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技术不是万能的，其应用是有条件的；市场一体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受制于制度、地理、市场规模等因素，呈现出曲折发展和时空局限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章为 今天“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历史镜鉴。
特邀评审专家肯定了文章扎实的数据基础。曹思未老师指出了文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给出了进一步细化控制组的宝贵意见。其他老师建议可以从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等角度切入，讨论通货膨胀背后的原因，研究更具价值导向、更符合人本主义的经济学问题。
2022级博士生陈涤非（合作者：陈锐钒）：network density and esg performance
该研究利用2011年至2021年市场主体注册数据库的数据，为中国每家上市公司建立了一个全面的纵向会员网络，通过动态网络数据集制定和测试一个理论假设，预测了网络密度与企业esg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网络密度显著影响公司的esg绩效，一个连接良好的dsm内部网络可以促进更好的信息流动和协调，以提高企业esg绩效。此外，内部和外部治理也对网络密度与esg水平之间的正相关性产生影响。在内部治理方面，如管理能力和ceo权力，分别对网络密度和esg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此外，在分析师覆盖率较高、esg评级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况下，网络密度对esg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表明了外部治理机制的重要性。这些见解突出了内部连通性在企业治理中的价值及其增强企业esg的潜力。
通过了解网络密度的作用，公司可以战略性地培养内部联系，以提高esg绩效，而投资者和决策者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促进可持续的商业实践。该研究的发现为内部网络如何推动企业esg举措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福利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目标。
特邀评审专家围绕文章使用的计量方法和完善方向给出建议。刘政文老师指出，要更好地设置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关注工具变量法的影响并修正基准回归偏离的方向。曹思未老师指出企业间的联系和企业外的联系可能存在共同关系，建议添加外部联系作为控制变量。龙显灵老师认为未来可以在异质性方面考虑有向网络问题。谢丹夏老师指出网络密度高犹如双刃剑，文章可以进一步考虑负向效果。
2022级博士生尹靖雨（合作者：季曦、吴国维、林杰）：制造业电气化的工业减碳效应与清洁能源发电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文章关注中国制造业的省级电气化率，并实证检验了制造业电气化对工业碳排放的影响，以及清洁能源发电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电气化每增加10%，工业总碳排放量就会下降6.83%，清洁能源发电份额每增加10%就会下降3.12%，清洁能源比例每提高10%，减排量增加4.896%。研究通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减碳效果随着电力化的发展而边际下降，但随着技术的进步而边际上升，且东部地区的减碳效果比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清洁能源的现代化效果不受技术或电气化水平的影响，而是随着清洁能源丰度的增加而增加。风能和太阳能可以比水力发电和水力发电减少更多的碳排放。
该研究基于实证结果对未来制造业电气化的碳减排进行了预测，发现在加速电气化的背景下，制造业电气将导致2035年工业碳排放量下降11.6%，2060年工业碳减排量下降26.5%（与2019年相比），而制造业电气和清洁能源发电将共同有助于2035年和2060年的工业碳排放分别减少46.7%和76.2%（与2019相比）。在加速电气化的情况下，到2060年，制造业电气化和清洁能源发电将减少1825亿吨工业碳排放，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的碳中和。
研究为证明制造业电气化对工业碳减排的影响提供了定量证据，并为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提供了证据支持。这些结论也为未来的电气化政策提供了一些启示：政府应支持中西部地区提高电气化发展所需的技术，并完善其市场机制，不断利用其在清洁能源发电方面的优势，从而实现能源转型。中国应大力支持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合理安排水电和核电的布局，综合评估各种清洁能源的发电和减碳效率，以形成清洁能源发展的合理结构。在工业部门，中国可以通过提高清洁能源在农业和服务业等其他部门电气化中的比例，促进制造业低碳目标的实现。
特邀评审专家对文章的技术细节提出问题并给出指导性建议。曹思未老师对文章核心的机制检验有效性提出疑问，并建议进一步辨别同一省碳排放变化的原因。刘政文老师指出，非电力能源是否就是清洁能源，取决于生物能发展到第几代、碳排放问题是否得到解决等因素，她建议在文章中加入电气化能源外生政策。章政老师建议进一步凝练标题语义，并表示电气化不一定节能减碳，真正能推动电气化实现减碳的是清洁能源发电。
供稿单位：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系
供稿人：赵冠男、王志强、陈涤非、尹靖雨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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